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 社会发展与军民融合有何关系

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如何做好军民融合这篇大文章，军地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探索，各行业领域也进行了有益实践，在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努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路上不断向前。但是，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进一步推动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还要在社会发展视角下进行必要的研究探索。

军民融合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

军事活动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动态体现，军民融合也不例外。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军民融合有其漫长的历史渊源，是一种必然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

富勒在其《战争指导》一书评价克劳塞维茨时指出“他是第一个把战争看成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人。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至今为数不多”。克劳塞维茨是西方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之所以会把战争看成属于“社会生活领域”，与其所处时代背景和自身经历有密切关系。克劳塞维茨有20年参加拿破仑战争的亲身经历，而拿破仑战争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战争的延续，其思想根源是欧洲的启蒙运动——发生在17至18世纪的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试图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以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权威，倡导“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

可以说启蒙思想对于“人”的解放是历史上“军队”与“民众”实现融合的逻辑起点，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彻底颠覆了“王朝战争”的战争性质，国家不再是国王的，而是全体民众自己的，战争不再是国王之间的战争，而是全体民众的事，普遍义务兵役制取代常备雇佣兵制，服兵役成为全体公民的义务。新的社会关系和全新成分的革命军队，预示着民众与军队、战争以及各种军事实践活动的逐渐开始融合。

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民众战争的发展，不仅改变战争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军民融合”的萌芽状态。思想领域内 “人”的解放，才能在社会范围内为“军”与“民”的融合创造了可能，当民众参与战争不再是为了“君主”或“上帝”，而是切实为了自身利益，这种民众主动自觉的参与，是在整个社会内“军、民”能够融合的前提和基础。民众战争展现了巨大的威力，促使欧洲各国都着手进行军事改革，即便如普鲁士这样的封建王国，也开始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打造一支国民军队。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民众战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且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社会现象，密切了军民之间的联系，为军民互动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有其深刻的时代内涵。恩格斯评价拿破仑战争不朽的功绩时指出：“他（拿破仑）发现了战争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所以，资产阶级进步力量的社会革命使广大的武装群众出现，是民众战争得以走上历史舞台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同样在产生类似的社会变革，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由于政治革新的幻灭，知识份子开始采取思想救国的路子，梁启超受德国学者伯伦知理影响，形成了“国家”与“国民”的观念。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现状以及中国资产阶级无法领导中国革命的先天特性，无产阶级担负这一历史重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战争思想”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普遍义务兵役制极大扩充兵员数量，民族国家战争提高了官兵战斗积极性。于此同时，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武器的杀伤能力，另一方面也简化了武器（主要指枪械）的操作使用，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经过简单培训就能够使用武器战斗，军队的体制编制也日趋复杂和庞大。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惨烈程度不断提高，兵员和资源的消耗日益倍增，必然要求强大的经济动员力和社会组织力为战争提供保障。到了第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发展为动员各参战国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进行较量的总体战争。飞机远距离的空袭，不仅仅是对军事目标，更有经济民生目标。潜艇在大洋攻击的对象也不仅是军舰，还有运载大量物资商船。战争影响遍及整个社会体系，裹挟每个社会成员，军与民之间已经没有界限，社会体系无条件的为战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