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崩溃 韦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

近代历史上的“欧洲奇迹”，或者说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早已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历史史实了。然而，对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迄今为止学界仍然争议很大，因而众说纷纭。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在诸多异见中常有相通之处，在类似见解中又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在这篇文章，笔者希望能通过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为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一个综合的理论图景，并期望从人类近现代思想史上诸家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理论反思中，解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法则，从对确当把握中国现今的发展模式、体制格局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有一定的助益。

1，西方古典学者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理论反思：分工、市场深化与经济增长

在最近的两篇文章中，笔者（韦森，2006a， 2006b）依照对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机制（the Smithian Dynamics）的理论解释——并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视角来理解斯密动力——，指出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起飞，只不过是市场自发扩展秩序不断冲破欧洲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在一个国家疆域内以至在整个西方世界不断扩展开来的一个外在表现和历史结果。由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论和著作是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和大英帝国的崛起之前形成和出版的，以至于我们似乎可以不甚恰当地把斯密的市场经济扩展秩序理论的出现，比喻为西方世界兴起之黎明前的报晓晨鸡。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说低估了斯密市场经济秩序理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历史的、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恰恰相反，笔者的最近的一些研究实际上是旨在说明，人类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近现代的经济增长，尤其是西欧诸国在近代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斯密社会经济理论的一个现实展示。从近代思想史发展脉络来看，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理论不仅影响了英国和欧洲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政策的决策者，也影响了包括像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思辨哲学家。譬如，受斯密、萨伊（John. B. Say）、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黑格尔就曾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劳动分工与机械化的关系做了一些的思辨哲学论述。黑格尔（Hegel， 1991，§198）指出，“劳动的普遍和客观方面在于其抽象化过程，抽象化引致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而也引致生产的专业化，并产生了劳动分工。通过劳动分工，个人的工作变得简单了，以至于他自己的技能在抽象劳动中提高了，他的产量也增加了。同时，技能和手段的抽象化，使得人类为满足他们需要的互相依赖和互惠往来成为一种完全的必然性。加之，生产的抽象化使得劳动越来越机械化，以至于使人本身能够站在旁边，让一台机器来代替他工作。

”基于他对当时西欧诸国的市场扩展、分工深化、技术进步、税收和国家财富的不断增加、海外市场不断拓展以及不断寻找新的殖民地这种社会内部诸因素关联动态的现实观察，黑格尔（Hegel， 1991，§247）非常明确地指出：“通过冒险而追求利润，产业也同时提高了自身而超越其上。它不再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也不受限于贪图享受和满足欲望的市民生活圈子之中，起而代之的是流动性、危险和破坏等因素。此外，通过这种强大的沟通媒介，产业本身也带来了与遥远国家的交易，以及制定契约的法律关系；同时，贸易又是最强大的文化沟通手段（Bilungsmittel）和渠道，商业通过它获得了世界的意义。”这样一来，黑格尔就把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市场交易、市民生活、商业贸易这些经济活动，以及西方诸国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诠释成了他那“绝对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世界的意义”。当时的欧洲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动态发展的情形？黑格尔（Hegel， 1991，§243）发现，其原因是，“当市民社会的活动不再受限时，它内部就蕴生了自身的人口和产业的扩张。一方面，通过人们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Zusanmmenhang）的普遍化，以及伴随着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被发明出来以及满足其方式的普遍化，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种双重的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的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Vereinzelung）和限制也加强了，与之相伴，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需求也愈益增长。”这里，黑格尔显然从其思辨哲学的视角，对18世纪之后西方世界内部经济动态发展的内在机制，做了一些他自己的解释，并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理论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