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设立教师节第一人王梓坤先生回忆录（上）(2)

我在苏联学习了三年，当然除了专业，还有很多其他收获。比如我还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苏联朋友。不过当时一心想快点学成回国，我连学校组织游伏尔加河都没去。那时的思想很单纯，结业时剩下一千多卢布，我把一部分给了生活稍有困难的同学，其余全上缴了，连个小杯子也没买。现在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太傻了。我觉得自己尽了最大努力、问心无愧。

（四）

回国后的黄金时期

我1958年从苏联回国，当时正值大跃进。我先到数学所为一位波兰统计学家当翻译。有人告诉我可以跟这位专家到南方转转，我无动于衷，马上回校工作了。回国后运动很多。1960年闹饥荒，大家老实一点，没再搞出新花样。我认真做点工作是从1959年下半年起至1965年上半年，大约六年时间。那时我与爱人分居两地，带孩子全靠她。

她在北师大，我在南开大学。我不能调北师大，结果就得到了这样的好处，专心搞点学问，那几年我每年开两门课，就是“随机过程”和“概率论”；至少办一个讨论班，有时两个；出了十来篇论文；还带了几届研究生；大约在1960～1961年招了第一个研究生；写了三本书，就是《随机过程论》，《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后两本书到“文革”后才出版。这比较高的效率基本得益于求学时逐渐培养出来的写作能力。

其中，写数学书是边讲边写，如《随机过程论》和《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讲完课稿子也就成了。一次成功，很少改和抄。讲课时把讲稿一油印，就交出版社等出版了。否则抄抄改改，功夫不得了。写非数学的书，比如《科学发现纵横谈》那可改了好几遍。

）查此后数十日日记，则每天在家弄邮票、抄旧稿、做诗、写字、喝洒、校书，并无外出开会记载。通过残暴的酷刑逼供，编造出一系列诸如党章、党纲、党旗、印章、记录、文件、日记等假证据，甚至把内蒙古地区的中共党组织诬陷为“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而且制造出数不胜数的“新内人党”的变种组织，如“统一党”、“民族独立党”、“柳条子党”、“井眼党”、“沙窝子党”、“黑虎厅”、“白虎厅”等荒唐古怪的名目。据说抄写《四种清净明诲》每天一遍连抄30天(如不能坚持每天抄写，累计抄满30遍也可以的)。

” “ 啊 ，这 样 好 的 一 个 早 晨 ，听 到 这 样 的 消 息 ， 真够糟糕。有一次，高立林从纸篓里拣到了一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亲自改过的花脸稿复印件，他拿着改过的稿样足足看了一个多小时，让他获益匪浅。这是"四清"工作队刚下乡时内心腾涌的下一体的国家意识，洋溢着政通人和的祥瑞气氛。

孔丹：谨慎就是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而特别是因为文革是有争议的，很多事件都会有争议，比如说在学校里面，批判那个同学周孝正，我非常认真的把这段描写出来，甚至于我后来跟他核对，我到底批你哪些条了，然后几个同学，后来就坐在一起，就为这一小段碰了好多次。第一，你尽可以把《这边风景》当作十七年文学或"文革文学"的落幕之作"来发思古之幽情，来惊叹作者在大乱避乡的岁月如何绝地反击，如何抗流拒俗，如何超凡脱俗，即如何在"文革文学"的套路里玩出了花样，显示了大量超"文革"、反"文革"的奇迹，特别是作者本人在''小说人语"里反复提到的，在批判"形左实右"的政治气氛中竟然还能坚持批"左"。在这场文革运动中的运动里，大量的人被揪出、大量的人被关押、大量的人被批判，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受了又一次痛苦和灾难，而这些人大多是文革初期的运动积极分子。

“文革”中我没能搞数学，只参加了两项任务，一是跟军事单位合作搞在计算机上模拟随机过程，二是研究地震统计预报，这都是无人敢批判的。那时林彪一号命令没把我赶下去，就是因为做的那个统计模拟课题。我起先不知什么叫统计模拟，为搞任务，查到一点文献，不多，如外国人用计算机产生伪随机数的一些方法。整个搞法也是一层层逼近。为模拟平稳正态过程，需先模拟正态随机变量；最后归结到产生伪随机数的问题。伪随机数是机器根据人的指令产生的，实际上不是随机的。程序编得好，造出的数可能具有随机数的某些性质。比如随机数能通过一些统计检验，若选出的数也能通过，就说它们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能通过的检验越多，随机性就越强。然后再作变换得到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经多次变换得到一般随机过程。

具体工作中，我是在应用概率论和算法方面动脑子。由于计算机能力太差，就都是同学们通过计算机计算。但当时成果不能发表，就只写了个报告。那时出的书要联系实际，我就把有关方法写进《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一书，作为一章，叫“随机过程的模拟”。以后没有再搞这方面的工作了。

当年学校怕我被部队拉去，刚好1973年正好招工农兵学员，要选派“又红又专”的教师，贴了红榜，他们就以此名义把我调回。教了一个学期书就去搞地震预报了。

当时我们是用统计和转移概率的方法预报地震的，1976年全国三个大地震，我们报准一个半。何来“半”呢? 因预报涉及三个要素——时间，地点，震级，只报准其中一项或两项算半个。《数学学报》和《地球物理学报》发表过我们地震预报小组的文章。可惜唐山地震漏报了。全报准的是四川松潘地震。当时认为我们的报中率算高的。1978年出版了一本《概率与统计预报及在地震与气象中的应用》的书，执笔是我和钱尚玮(他搞天气预报)，参加的人还不少。后来仍有人用我们的方法预报地震。

度过“文革”十年真不容易，但是人的一辈子，机遇也是很多的。那时我一个多月回北京一次。1977年有次从北京返校，邻居告诉我说：“你要升教授了!”。当时教授是个贬词。“文革”前学校要提我为副教授，报到天津市正赶上取消军衔，学衔也就不搞了。这次说是天津要提两个教授，一个是我，一个是天津大学贺家李。

这次升职隆重得很，在天津体育馆开大会，几万人参加。我坐在那里不知是升副教授还是正教授。问了别人，回答说是正教授。那时连陈景润还没升，是全国第一份，还拍了电视。香港报纸也报道了。不过香港对为什么提我说得不清楚。我是糊里糊涂升上了教授。后来我想，提升我是比较保险的，绝对不会出毛病：出身没问题，政治上没问题，当过劳模，业务上还站得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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