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傅乐成《中国通史》——给孩子读一本干干净净的历史书

作者通过十个专题，讨论了传教士及其输入的世界史、区域史、国别史、编年史、年表史等各种体裁的史书，讨论了这些着作在历史视野、史学观念、史书体例、历史词中等方面对近代中国史学变革的影响。史革新的《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中认为20世纪初期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璀璨的明珠不会永远沉默于历史尘埃中，虽然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墨学几乎是悄然消失，但是千年之后的近代，墨学又兴起了新的热潮。

以当时和后来的眼光来说，吕思勉的通史写作（《吕著中国通史》和《白话本国史》）开了一个新纪元（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但通史写作，以一人之力完成尤其困难，不过若真正有能以一人之力完成的，则多为良品，古今多是如此。到了近代，有纂修中国通史的宏愿的也大有人在，而完成这一使命的却鲜有其人中国通史(傅乐成)，大体也就是“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意思吧。梁启超和章太炎是最有名的倡导者，而吕思勉和钱穆等则是完成通贯历史的少数人，二氏的作品在现如今的专业内外也都得到公认。

已出版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12种。3、书籍定位：有较大影响、可读性强、脉络清晰的多卷本通史著作，曾为多部通史类著作“提供”史料。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以及共数十巨册的史料大书《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资料》等著作，更为太平天国研究掀起新的热潮。

傅氏在自序中说：“力求忠实严谨，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虽新颖动人，也尽量割爱。”书中没有特殊的史观，但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许倬云序）。傅氏这本《中国通史》可以说汇集了二战后台湾史学界中国史研究的精华，许倬云序言赞傅氏此书“将几十年来史学界专业研究的成果，纳入通史的叙述中”。此书在台湾一般作为大学历史学科的教科书，而若用来作为青少年的入门读物也绝非高妙玄远。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下，等而下之”，立高标的，总不为过吧。

书中除了吸收近代以来中国史研究的精华，由于傅乐成本身是著名的中古史研究专家，其更著有《汉唐史论集》和《隋唐五代史》等作品，而其中的最得意处大多都收录到这本《中国通史》之中。

下面试举几例：

卫青的预定作战目标为左贤王部，因汉军情报错误，导致卫青遭遇匈奴大单于主力（卫青所率部为霍去病挑剩的，战斗力远不如霍去病部），卫青在此次战役中，以弱胜强，以五万疲惫士卒对阵匈奴大单于主力精锐部队，仍杀敌一万多人，但由于李广和赵食其未能按时赶赴作战地点，导致匈奴大单于逃脱，后李广因性格刚烈不堪询察而自杀，此战卫青充分展示了其非凡的军事天赋，利用武钢车结阵阻挡匈奴的骑兵冲击，利用5000骑兵作为诱饵，诱敌深入，卫青主力分两路包抄匈奴主力中国通史(傅乐成)，适逢沙尘暴起，卫青抓住战机迅速出击，击溃匈奴，匈奴单于单骑脱走，卫青帅轻骑追至赵信城未果，焚其粮草而还。大将军卫青派长史带着干粮和酒送给李广，比如卫青，又改任骑郎将，他自己又被敌人活捉：老人家怎么还在做郎官、楚七国叛乱时：“我从少年起与匈奴打过大小七十多仗：“匈奴敌兵很容易对付啊，于是李广由上郡太守调任未央宫禁卫军长官，虚耗时光，我诱骗他们投降，讲述了他在钜鹿城下作战的情形，以战功被封侯。” 典故 汉武帝（刘彻）听说李陵带着部队深入到匈奴的国境,士气旺盛,心里很高与.这时,许多大臣都凑趣地祝贺皇帝英明,善于用人.后来李陵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原来祝贺的大臣也就反过来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这时司马迁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对此事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五千步兵,却被匈奴八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一万多敌人,实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最后因粮尽箭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他的功劳还是可以补他的失败之罪的.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儒无功,怒将司马迁下在狱里.次年,又误传李陵为匈奴练兵,武帝不把事情弄清楚,就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子杀了.廷尉杜周为了迎合皇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把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

又如讲到曹操，其在汉末军阀中能所向披靡多归因于任人能“唯才是举”。但傅乐成所见的则是“曹操是宦官之后，因而仇视高门，他得志后便对当时的世族大姓如孔、袁、杨诸家，恣意摧残……士族的破落，使社会失去道德上的瞻依。”后来在曹魏时仅存的几个才士“被司马氏诛除净尽，只剩下些无德而又无才之人，作了晋室的佐命功臣”。所以西晋短命也多肇因于此。（上册第242-243页）

再如说到唐太宗的即位问题，当然不脱“玄武门之变”这一场兄弟恶斗。不过傅乐成称之为李世民“一生最艰危的奋斗”，固然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英勇与忍决”，“但也留给后世不良的影响。唐室的骨肉之变，几乎无代无之，世民应负首开恶例的责任。而此后唐室许多次的中央政变，其成败仍然维系在玄武门的得失上。”（下册第343页）

近来，多有人好讲民国范，民国热，民国的教科书也热。故民国时撰写的中国史书籍也得到关注不少，吕思勉、钱穆、雷海宗等等，或被重新发现，或被大力推举，不过后继乏人，就今日所举的傅乐成或可真正称得上是”民国范“的接班者。傅乐成通史所吸收的是其去世之前将近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精华，可惜其后继似尚无人选，故如许倬云所言，这“未尝没有（半个世纪的）阶段性的意义”。

除了傅乐成自己撰写的这部《中国通史》，傅氏还主编过一套七卷本《中国通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其篇幅更大，傅氏也专写了其中一卷，可作为本书的扩展版。

傅乐成主编的七卷本《中国通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