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揭秘长征：红军过贵州畅饮茅台 进云南啖火腿(2)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对1942年版的错字做了校订，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变化是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

1954年被删去的几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着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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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这就是1936年写回忆录的红军干部的认识，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可是在50年代，人们对长征的认知已逐渐程式化，删去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似乎也顺理成章。

195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开始出版，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纷纷发表了自己的长征回忆，写作者包括原一、四、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个方面的老同志，基本格调是多侧面反映长征的历程，突出红军将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一文，成为建国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回忆的重量级文章。到了60年代初，特别是在1963年之后，对长征的叙述在继续过去的主题的同时，更加突出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强调毛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粤军有部分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曾和红军发生过激战）。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1934年11月28日——-12月1日，红军强渡湘江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这样的要求，基本上是建构在对历史研究是在于「重建」或「呈现」过去这项史家任务上，而更基本的前提是历史论述是要讲求证据的，更精确来说这「证据」是要「眼见为凭」所形成的「经验与料」（s e n s e - d a ta），不管那个所谓的「眼见」是真实存在于过去或是现在，广泛说来，这都属西方哲学史上的经验论传统，以感官认知为凭的延伸，于是历史作为过去存在真实事件与形诸史料与文字的面貌，取得她在近代西方学术传统的位置，「史料」所代表的历史事实是神圣的，而第一手史料的价值，更是绝对而无法取代。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深入挖掘北京地区抗战史料和故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从去年年底开始，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按照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一部署，提前规划组织、整合出版资源、集中优质出版力量、加大出版扶持力度、协调解决出版难题，确保高质量、按时完成出版任务。另外，江陵马山1号墓亦出过一幅帛画，因内容无法辨认，故很少为人提及（湖北荆州博物馆《江陵马山1号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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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对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此后，已经北上的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１０月胜利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11月红军第2军团第6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第1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今年已是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世界和中国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年前长征时红军战士设想的光明未来，许多都已经实现。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长征结束后，毛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革命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channelid112a42a3387de114f2fbb04272b960ba60c860010-1142010101《翻开这一页》 第16集 《草地晚餐》：通过红军一长征过草地时一顿晚岁的叙写,从一个侧百表现了朱总司令乐观坚定、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粹神,艰苦奋斗、平勇近人、与战士同甘共苦的崇高品质,同时也表现了红军战士无比爱戴总司令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悉怜。《翻开这一页》 第16集 《草地晚餐》：通过红军一长征过草地时一顿晚岁的叙写,从一个侧百表现了朱总司令乐观坚定、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粹神,艰苦奋斗、平勇近人、与战士同甘共苦的崇高品质,同时也表现了红军战士无比爱戴总司令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悉怜。他以磅礴的气势描绘了长征途中战胜的艰难险阻，表现了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不怕任何艰难对革命必胜的信心，热情赞扬了红军藐视困难，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气概。

此书系1900年庚子事变后出版较早的西方大型陶瓷收藏类文献，史料价值浓厚、印制精美异常、装帧极其豪华，时售价大洋陆百圆，素有“近代古美术文献第一善本”之美誉，且限量编号出版，甚为珍贵。凭借战士们的骁勇善战和沿途百姓的积极拥护，这支出发时仅有2900余人的队伍，成为五支长征红军中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建立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人数不减反增的红军队伍，同时还是最早到达陕北、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为革命立了大功”的红军队伍。 电影《长征》介绍了由于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 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虽然英勇作战， 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 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 万余人已经锐减至3 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