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中的周恩来(2)

（三）

10月至11月间，周恩来和陈云特地派遣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到莫斯科接受咨询，并再度让柴树藩到莫斯科协助沈鸿等参与谈判。1952年冬季，李富春去海滨疗养期间，由宋劭文负责收集中苏双方会谈情况，向李富春汇报并转达他的意见。当时还成立了以李富春、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外贸部代理部长和总顾问组成的中心组，负责审查一五计划轮廓（草案）中的问题。中苏双方多次进行小组会谈和高级磋商，逐项予以落实，凡重大问题李富春都直接致电请示党中央。每次周恩来都要仔细地阅读这些电报，并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后，及时做出答复。

为尽快拟定一五计划，中苏双方倾注了大量心血，虽几经修改但仍未成熟。进入1953年，中苏两国就经济援助问题还在谈判，可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却不能再等待了，于是中国政府果断决定按预定时间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以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方式全面展开。

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8日，周恩来专程赶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期间，他利用工作间隙听取了李富春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和意见。他听得非常认真，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斯大林丧事料理完后，谈判才得以重新进行。苏联方面也加快了步子：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席参加，分成十几组，分别与中方各行各业对口谈判。3月中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会同卡冈诺维奇、科西钦科、郭维尔等人两次约见李富春，中方陪见的有宋劭文和袁宝华。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如下意见：一是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原定每年递增20%，但因建设时期与恢复时期情况不同，速度定高了，摊子就铺得很大，力量分散。故计划每年递增14%或15%即可。二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自己的专家和地质资料。这两项工作须做在其他工作之前。

按照《南疆农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结合新形势新情况，谋划南疆农业结构调整专项，在农业节水设施建设、日光温室建设、饲草基地建设、草原防灾减灾工程建设、肉羊等畜禽产业发展、林果等农产品加工流通等方面，提出下一步重点建设项目和资金需求，争取发改、财政等部门特殊支持。同时，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可以创新流通方式，带动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下乡，加快形成城乡产品和要素市场双向流动的新格局，激活农村消费市场活力，让农村居民分享信息经济发展的成果。t897 14个专业具体是工业、农业、商业、物资、外经贸、财政、金融、保险、运输、劳动、服务业、房地产、旅游和价。

按照巡视工作的有关规定，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和各中央巡视组组长首先向被巡视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书记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中央第九轮巡视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9月13日晨，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林彪、叶群、林立果乘飞机出逃的情况。六届六中全会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去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回国到延安不久，要听取他关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汇报。

为使周恩来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晰，宋劭文将绘制的七八幅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递交上去，周恩来看了非常高兴。从图上可以对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等参数，一目了然。图表表明，我们的建设进度和投资安排，是逐年根据实际可能逐步地增长，而不是集中在几年内跳跃式地增长。后来陈云看了这些曲线图也极满意。

汇报时，宋劭文还讲了请苏联专家给中国政府代表团讲课的一些情况。周恩来对苏联经济专家讲的一段话很感兴趣，让宋劭文重复了两遍。这段话是：“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增长的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恩来很赞赏这几个观点，并表示可以此作为今后开展经济工作的指导。

宋劭文还向周恩来汇报了苏联计委管综合的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他对这句话也留下了深刻印象，牢记在心。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种观点具体运用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再次，如果美国继续同意《巴黎协定》，它要向贫穷国家提供总计大约30亿美元的援助，而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彼以中国外长资格与苏联特使加拉罕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中苏协定，附有宣言、换文，同意解决两国有关问题之普遍原则。签约现场中央网信办副主任任贤良、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马利及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局长黄其正、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局长章勋宏、中央网信办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任李鹏程出席“网络清朗专项基金”签约仪式并见签，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魏正新、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副总裁徐建兵、碧桂园集团副总裁兼新闻发言人朱剑敏分别代表发起单位签署协议。

又经过两个多月谈判，中苏两国政府最终商定：今后5年苏联给予中国必要的援助，开工建设骨干工程。《协定（草案）》经中央批准后，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简称“5?15”协定）。中国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历时8个多月，取得圆满成功。根据协议，1953年至1959年，苏联将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我国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接受我国政府的请求，又追加援助15个项目。这样“一五”期间苏联总共援助我国156个重点项目（简称156项）：6个大型钢铁联合厂，14个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厂，32个机器制造厂，18个动力及电力机器设备制造厂，26个国防工厂，23个煤矿，22个电站，1个炼油厂，3个制药厂，1个造纸厂。

承担地质环境项目审核与监管工作，负责全区地质环境监测及矿泉水鉴定管理工作。77、 某单位邀请赵、钱、孙、李四位专家，周、吴、郑、王四位主管部门负责人和张、刘、陈、杨四位兄弟单位负责人：分成3组，每组4人参加甲、乙、丙三个项目的评标工作，每个组都至少要有1名专家、1名主管部门负责人和1名兄弟单位负责人，假如你是该单位的工作人员，负责评标的组织工作，已知：。根据事件发生后的伤亡情况，我委立即向上级申请医疗专家进行支援，国家2名专家(北京积水潭医院张国安教授、中国人民解放路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申传安教授)，省卫生计生委在第一时间派出烧伤、急诊、外科、重症、呼吸、心理救援等15名省级专家，10名省级烧伤重症护士，分别赴涞源县医院和保定市第五医院进行增援，为每一名伤员制定了一个救治方案。

（四）

15:00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各项决议草案和民法总则草案建议表决稿、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建议表决稿、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建议表决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徐显明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下午3时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各项决议草案和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建议表决稿、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建议表决稿。陈云上任之后，于3月7日召开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富春、李先念等。

一五计划制定与建设期间，从计划的一次次修改、斟酌、完善而最终制定，到一步步付诸实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再到每个建设者，可以说是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举全国之力去做的。当然，开国伊始，大家对从未经历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都是在艰辛摸索，所以党内高层免不了对“反保守”与“反冒进”有分歧争论。但都能够畅所欲言，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以民主集中制最终取得及时妥善处理和平衡达成一致。一次发生于1953年刚执行计划之时，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就反映出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财政盘子定得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大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精明心细、通盘统筹的周恩来很快就察觉到这种异样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马上组织相关人员搞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因措施得当，全国经济得以很快调整，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

还有一次发生在1954年进行第5次一五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建国之初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很快就因缺少后劲而感到力不从心了。随着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之间发生经济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说明“头脑发热、急躁冒进”的苗头再次袭来。对此，陈云有针对性地及时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的主张。周恩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表示同意。大家却没想到经济建设中反映出来的矛盾，也给党中央高层决策带来了明显分歧与争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而中央主要领导人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做了让步与妥协，把1955年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1953年6月15日，陈云就《一五计划》初稿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会后，他又组织人马根据讨论结果对初稿进行了一些修改。这年夏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这样，就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原则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6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党代会提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6月27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对将要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10天后，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10月，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赴广州，用1个月对初稿作了最后的审议和修改。11月，陈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花近半个月详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和工农业关系，再次提出许多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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