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故事：洛阳金村周天子墓的“凶手们”

“金村地下的惊世发现，使得各国众多文化盗贼垂涎三尺。加拿大人怀履光、美国人华尔纳等所谓的学者和传教士，以及国内的一些古玩奸商，威逼利诱当地农民为他们盗墓。”

▌背负恶名的传教士

每当中文文献讲到金村盗掘时，怀履光和华尔纳就成了这场文物浩劫中帝国主义国家的头号文化侵略者。因为传教士身份，怀履光在近现代中国常常招致怀疑，成为众矢之的。

怀履光是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赈灾史和红十字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受圣公会派遣，他曾在福建教区担任牧师，1910年转向河南开封，开辟圣公会河南教区，并担任首任主教。已发现的周天子墓到了1920年代，他喜欢上了考古。

1924年，他受加拿大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馆馆长的邀请，开始代为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

从此，考古成了他的主业，传教倒成了副业，业余爱好也发展成为退休之后的事业第二春。

1936年退休后，怀履光成为多伦多大学汉学副教授，兼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怀履光

怀履光在中国

怀履光在中国

如今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藏品的精美珍稀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甚至超过大部分中国国内博物馆。

皇家马来西亚三军历史博物馆 皇家马来西亚三军历史博物馆由数栋单层营房构成，共分五个不同主题的展示馆，其中，一馆为太平洋战争，二馆为马来亚内战，三馆为名将录，四馆为英雄榜，五馆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建设意向图上，笔者欣喜地看到，这个博物教育主题园区除了灯文化博物馆外，还有温州塘河文化生活馆、温州石雕造像馆、温州老行当体验馆、温州瓯窑博物馆等5大主题馆和一个青灯书院，以及水上戏台、桂花园、环湖石堤、园林步道等配套设施。并非每个国家都是文明古国，博物馆也未必非得“博物”才吸引人、才有价值，敞开大门，突出特色，强调互动，让孩子们不知不觉形成逛博物馆的习惯，使长大后的社区居民对本社区文化了解、有归属感，中国最缺的博物馆，或许不是“高大上”的大型馆，而正是加拿大这些并不“博物”的社区博物馆。

对此，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方给出的解释认为，怀履光不是考古学家，按照现在的说法，那些文物的发掘都是盗墓。

但博物馆方面认为应注意，当时民国时期的政局较为混乱，怀履光并没有偷偷收集，而是和时任河南省博物馆的负责人有很好的关系。

》》国家公祭鼎铭文及解释（160字）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鼎”字说：“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可见“三足鼎”的器型具有代表性。可以肯定的是，新石器晚期文化已经为青铜 器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如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甚至铭文等都可以在新石器晚期的石器、陶器中发现它们的渊源。本指古人在青铜礼器上加铸铭文以记铸造该器的原由、所纪念或祭祀的人物等，后泛指在各类器物上特意留下的记录该器物制作的时间、地点、工匠姓名、作坊名称等的文字。

不过国内大多数人士对于这样的辩解并不买账。

唐代壁画珍品馆上展包括章怀太子墓《客使图》、《马球图》、《狩猎出行图》，懿德太子墓《阙楼图.仪仗图》，永泰公主墓《宫女图》在内的壁画珍品97幅，以及辅助文物18件组，其中有些是上展壁画墓出土，有些则与画面内容有关。“五星出东方”护膊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 陶鹰鼎 司母戊铜鼎 利簋 大盂鼎 虢季子白盘 凤冠 嵌绿松石象牙杯 晋侯苏钟 (一套14件) 大克鼎 太保鼎 河姆渡出土朱漆碗 河姆渡出土陶灶 良渚出土玉琮王 水晶杯 淅川出土铜禁 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 齐王墓青铜方镜 铸客大铜鼎 朱然墓出土漆木屐 朱然墓出土贵族生活图漆盘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 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 涅盘变相碑 常阳太尊石像 大玉戈 (大王戈，禁止出境展览，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艺术品、文献。如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的女俑，发髻垂肩，面容秀丽，腰细而系带（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三缄其口”的历史

怀履光是强盗，是金村文物被盗掘一空的罪魁祸首、始作俑者，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文物贩子！

但这真的是历史的真相吗？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在对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中，提出这个样的疑问——

对于这些指控，当事人都三缄其口。在中国文献中，被视为与怀履光“狼狈为奸”共同盗掘金村大墓的美国考古学家兰登·华尔纳的学术生涯实际以日本艺术为重心，即使在与中国艺术密切相关的1923-1936年，他也从来没有提到金村。

怀履光的《洛阳故城古墓考》丝毫没有提及金村古墓的具体发掘过程，甚至连发掘起讫时间也是推断。

兰登·华尔纳

今天综合种种材料来看，怀履光在金村发掘时确实不在现场，而是在离洛阳数百公里的开封府。

怀履光很可能是从开封古董市场上得知金村遗物的，但他始终没有机会进入发掘现场。实际上，金村墓葬的盗掘一直都在洛阳本地士绅和乡民的控制之下。

怀履光虽然可能是距离金村最近的主要买家，但他并不占据优势。中国的古物流通网络到金村发掘之时已完全成熟。

在这个体系中，开封只是一个次要环节。那时的流通网络跟以前有一点不同，就是“洋庄”的兴起。

当时的洋庄，最有名的当属卢芹斋创办的卢吴公司和日本人山中定次郎创办的山中商会。在金村器群的流散上，这两家公司都派人驻扎在洛阳，与当地的古董商直接竞争。

这样看来，金村从盗掘开始就融入到古物流通网络之中，怀履光只是其中的一个买家，并没有操纵的能力。

▌盲目的算术题

众多古董商和掮客纷纷以金村器物为名交易，这应该是古物流通市场的一种常态。

陈梦家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如濬县出了铜器，一切周初铜器皆说‘濬县出的’。大家趋尚清河与巨鹿的磁器，也说一切宋磁都是那儿出的。琉璃厂至今有不少的沈周文征明，都说是真的。”

这无疑准确地指出了古董行的一种趋向和风尚。

如果有大批文物涌向古董商，金村就成了最好的招牌。不管是不是金村出来的，只要能交易成功，都会被贴上金村的标签。

就这样，大量并非出自金村的器物以金村之名流入古物市场。

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文物成潮流地外流，零零散散多有报道。但是，到底有多大规模，实际上并不清楚知晓。

梅原末治借金村之名，把散布在全世界的，具有类似风格的精彩绝伦的中国器物聚拢起来，于是有了《洛阳金村古墓聚英》。

据说，作者本人始终对收录的金村器不完整性表示忧虑，觉得还有不少遗物应有而没有收纳，他在拼命的做加法，尽可能收纳众口相传的金村出土物，但却不曾想过做做减法，恰恰忽略了其不纯洁性问题。

有学者从今天的研究角度认为，这些形形色色的器物中混入了相当数量的时代、地域和文化归属与金村文物相冲突的器物，同时也遗漏了不少确实出自金村各个墓室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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