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 “治理”一词在中国古代的使用(2)

唐朝已经有法与“国家治理”（其时指治平状态）关系的论述，并且出现了财政治理。《周礼疏》有“制灋（法）成治若咎繇”。也即，“汝作士，五刑有服，是咎繇制其刑灋（法），国家治理，故以咎繇拟之。”将律令视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而由中国古代民刑合一体例所决定，这一时期的以法为治主要表现为刑法之治。其与现代意义上从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出发，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布局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此外，还有从历史功绩角度进行的政务致治的记述，《新唐书》：“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旧五代史》有“善博奕者唯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夺牛。誓于此生，靡敢失节，仰凭庙胜，早殄寇雠。”推崇基本的治理规律在致治之美中的重要作用。

《宋史》详细描绘了治理之世所应当具有的状态

宋代尤其重视“治道”、“资政”经验的总结，并细化到具体事务的治理层面，提出“治天下道二”，“未治有四”等治理实施的良谏益策。《宋史》本身就是为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而修纂的，因而，书中详细描绘了治理之世所应当具有的状态，大量记述了治国理政的经验。其中，第三百五十五卷列传第一百一十四总结了治理天下的两种途径，“治天下道二，宽与猛而已。宽过则缓而伤义，猛过则急而伤恩。术虽不同，其蠧政害民，一也。”提出了“未治有四：曰边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内外官政”。并进一步强调了“治道”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指出“故治道不成”，则“万事隳废”。隋书

至元朝，纪传体断代史《元史》将《治典》内容单独成篇；并通过改革币制、治理黄河等一系列举措，展开了中国古代治理实践的有益探索。

在明朝，“治理”成为考核举荐人才的科目

在明朝，作为考核举荐人才的科目，“治理”被明确列于“考功图”中，并成为治学修身的核心要义。

《明史》记述：“济条议，以‘经明行修’为一科，‘工习文词’为一科，‘通晓书义’为一科，‘人品俊秀’为一科，‘练达治理’为一科，‘言有条理’为一科，六科备者为上，三科以上为中，不及三科者为下。”并专门编纂了“宝训实录副本、逐一简阅、分类编摩、总计四十款”，从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到谨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再到纳谏、理财、守法、敬戒、务实、明赏罚、信诏令、慎刑狱、褒功德，详细阐明了“修德致治之方”，“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此外，还出现了论述“治理”的专著，如徐广的《谈治录》。

《清史稿》从治理方略出发对各国政体进行了比较

《清史稿》中，从《世祖本纪二》的“焦心劳思，以求治理”，《德宗本纪二》的“一切归有司治理”，到《时宪志》的“无庸钦天监治理”、《地理志》的“台省治理”、《礼志》的“胥勤治理”、《选举志》的“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职官志》的“知州掌一州治理”、《食货志》的“中国主权，华民生计，地方治理”、《刑法志》的“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艺文志》的“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和《邦交志》的“俄、日两国政府归还中国全满洲完全专主治理之权”，再到亲王、大臣的传记，以及《循吏传》、《藩部传》，都有治理一词的记载。

《清经世文》中出现了“国家治理之法”的表述，并从治理方略出发对各国国家政体进行比较，反思清末治乱状况。《清经世文三编》分析了“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对西学中有益治理的体制问题进行了论述，也深入探析了“保邦之治理”的主要特点，发现了导致清末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指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

但是，在法律制度层面，这一时期仍然强调“国家治理之法与庶司奏绩之谟，毋贵乎法古也”，认为“巍峨大国忽焉颓败，非尽由治理之失法，亦实缘人才之不得”。这也反映了清末制度建设层面的矛盾性与局限性。

“治理”强调“治国理政”之道，有“治平”“治化”“治术”“治本”“治宜”之说

在中国古代，“治理”强调“治国理政”之道。《辞源》将“治”解释为管理、梳理、惩处、校量、“政治清明安定”，与乱相对；有“治平”（治国平天下）、“治化”（治理国家、教化人民）、“治术”（韩非的致治之术）、“治本”（治国的根本措施）、“治宜”（治理所宜）之说。

其中，可供现代治理理论及实践发展借鉴的内容包括：其一，法律是治理的基础。《管子·七法第六》将“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比喻为“左书而右息之”，也即本来用右手书写的人反而用了左手，事实上强调了法律在治理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二，安民是治理之本。班固的《汉书》记述了“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刘安《淮南子》有“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其三，和谐是治理的目标。《尚书·尧典》：“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古之人君能行之者，莫如帝尧。书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韩维在《南阳集》中明确提出，“协和上下，以举大治”，将和谐作为达至治理之道的重要目标。此外，也强调治理路径的综合性以及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