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通史有哪些【编者按】 “在任何学科领域，(4)

在提高学生思考问题的层次方面，导师有着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影响。

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培养研究生的模式还采用传统的师徒制，这是个非常好的模式。在这样互相切磋砥砺的过程中，我培养的这个学生在两年多的时间中，独立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其中有四篇所谓的核心期刊，一篇权威期刊。这样的成绩，可能算是对我们贯彻这样的教育理念的一个小小的肯定吧。

为适应变革而做准备

抛开社会经济方面剧烈的变化，就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范式而言，我们也正在面临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成就在许多方面将产生影响。即便是我们历史学这样的冷门学科，也催生了所谓数位人文学、数据库方法等学问。这些科技成就对每个学科的影响都是看得见的。今天我想谈一谈更为深刻的变化。

由于我们现在采用和身在其中的学科体系是百年前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过去我们习惯于谈论传统与现代的话题，讨论什么样的传统学科转向了现代，其中有什么样的断裂与传承关系。

但是，近二三十年的全球性信息流通与资料开放，使得我们进入了得以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看待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的现代中国学科体系、学术概念、学术话语等等，现在都面临着重新审视和反思的境地。我在两年前《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讨论就历史学、社会学中使用的国家、族群、民族、帝国等概念在中国史的认知中所产生的种种歧义和问题，也讨论了西方社会学、包括年鉴学派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解释中国问题上的一些局限。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族属的考古》，令我吃惊的是，考古学上的有关各种“文化”、“族群”的种种认定和划分理论，与殖民主义、经济利益、文化霸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就连考古学这样的传统上远离现代社会的学科都与现实有着如此紧密而隐晦的关系。我想其它学科，比如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就更面临着整个概念体系与学术话语的重新检讨的问题。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我们过去熟悉的马克斯·韦伯的有关“祛魅”的理论，认为现代性建立在人们从宗教的迷信和蒙昧中解脱的基础之上。而最新的宗教社会学的观察却是我们正在重新面对大量现象，宗教社会学称为“复魅”现象。这很容易理解，弥漫世界的各种原教旨主义、灵修活动、散布在北京的几万“朝阳区仁波切”，一方面科技高度发达迅猛，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大量复活，种种社会现象都在冲击着传统的宗教、历史、思想、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

我们面临的这个大变动的时代，对学术研究来说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很难做一个判断。但是，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来看待传统学术范式中的提问、设问、处理方式，我想是我们每个学科都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无疑要将这种趋势和发掘出来的问题加以点明和重视，否则面对未来的变革将会落伍或束手无策。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一代有一代的新材料，有一代的新学术。能够进入这种新学术的，叫作预流或者入流。不能够进入这种新学术的，叫作“不入流”。这样的时代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导师有责任关注这种变化，更有责任引导学生入流。

责任与情怀

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都在经历着严重的病诟。这几年，媒体上广泛流传着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出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论调。无非是说教育在传授知识技能与养成人格方面的不平衡。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学生未来的职业道路越来越艰难、发展环境竞争越来越激烈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导致学生采取短平快的模式来进行学习和研究，希望能尽快的出成果、出成绩，占据一定的竞争优势。我国古代通史有哪些自由思考、安静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这对打好基本的学术基础是不利的。在这方面，我想有两个问题要强调一下。一为适当的安排或者指引学生读一些离专业相对较远的名著，拓展他们的思想范围与视野。比如我给学生买了一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三卷本，让他有空可以读读。学生觉得很有感觉，一个周后就要找我谈感受。我说这个你不着急，你可以慢慢品，一个月后你再跟我谈。我的方向是中国古代史的清史，我也经常提醒他们抽空读《左传》、《礼记》、《前四史》等先秦文献，培养他们的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源头有一种感受，而不是只停留在“流”的末端来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