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意义 【中国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到达延安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林伯渠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3支主力部队先后被迫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会师陕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意义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当时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失利，于1934年10月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16—21日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等共约8.6万多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命令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一部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约3万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大搬家，携带大批辎重和庞大的中央机关，边打边走，行动迟缓，结果经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当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过湘江时，红军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锐减至3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左”倾错误领导使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

在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在通道县城举行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力主放弃原定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现通道转移。之后，红军攻克黎平、猴场.渡过乌江，于1935年1月7日攻克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这次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轻装前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掌握了军事的主动权。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后，由于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大凉山地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到达四川懋功，第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此之前，张国焘借口配合红一方面军北上，放弃川陕苏区，向川康边境转移。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在西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集中兵力向北进攻。但是，张国焘却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8月，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肯定了向北前进、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张国焘率领，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抵达巴西地区，9月初左路军进至阿坝地区。这时，张国焘又拒绝执行北上方针，并要挟右路军和中共中央南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军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及军委直属队继续北上。9月中旬到达俄界。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