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维新 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在日本的流传与命运(2)

此后，各种版本的《海国图志》纷纷面世，有《海国图志夷情备采》、《海国图志国地总论》、《海国图志筹海篇译解》、《翻刻海国图志英吉利国》、《翻刻海国图志普鲁士国》、《海国图志佛兰西总记》、《海国图志俄罗斯总记》、《美利哥总记和解》等名目。其中，加注假名、训读符和翻译简本，被称为“和解本”。鉴于此，甚至有人认为此时乃日本的“《海国图志》时代”。

《海国图志》在日本社会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从其价格变动体现出来。在1851年和1852年，其售价是130目；到了1854年该书已经涨价至180目；1859年的价格更是惊人，提高至436目，可见日本对这部书的欢迎程度以及供求之反差。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记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日本学者大谷敏夫指出《海国图志》乃“成为幕末日本了解列强实力的必备文献，供作随手翻查之用”。

《海国图志》与“幕末”思想界革命

《海国图志》为何在日本如此受欢迎？这与日本“幕末”思想界革命有关。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时，传统的儒家学者在朱子学、阳明学的思维框架下，亦建立起类似于中国“天下”、“华夷”的世界认识体系。在鸦片战争中，清朝被英国打败，其实是出乎日本意料的，同时亦催生了日本的危机意识。

1841年，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去信给经世官僚川路圣谟，认为中英开战“虽属外国之事,亦即我国之鉴”，并多次谈到“唇亡齿寒，我国虽全盛，亦非晏然自佚之时”。时任水户藩藩主的德川奇昭对清廷之速败极为震惊，实际上许多日本人都以为“清国无论如何乃以重要之大国，夷狄不敢轻易问津”，德川奇昭认为，“最近谣传清国战争，人心浮动，如果确有其事，则任何事情，均可置诸不问，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鉴于清国战争情况，急应公布天下，拖延日光参拜，以日光参拜经费为武备之用”。日本各藩领主这种远见无疑促使他们加快了对域外探求的脚步。

魏源《海国图志》的传入，对日本了解“夷形夷情”、加强海防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大槻祯评价《海国图志》时说，“其叙海外各国之夷情，未有如此书之详悉者也”。杉木达在《美理哥总计和解》跋中不吝赞美之词：“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之幕末人士，其功实不可没也。”当时的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为了增加对英国的了解，购《海国图志》备用。后不久萨英之战爆发，《海国图志》便成了萨摩藩的必读之书。

《海国图志》在日本“幕末”时期的传播，影响了幕末许多政治家的学说，有力地促进日本思想界的革命。日本维新井上清在其《日本现代史》第1卷中，对于《海国图志》一书在日本传播世界知识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也认为：“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甚至，横井小楠等人的思想起了革命，摒弃陈说，倾向于“开国主义”，亦是读了《海国图志》后所催动的。

日本著名开国论者吉田松阴在1854年11月22日写给其兄衫梅太郎的信中称赞：“林则徐同魏源二人皆为有志之士，特别精通 ‘蟹行书’（介绍西洋之书因横行书写文字，故被称为蟹行书）。”1855年，学者赖醇在《海国图志训译》序中也说：“清魏默深《海国图志》六十卷，纂述赅博，择取而用之，其于海卫边备，必有裨益者矣。”他期望《海国图志》能够全部译出刊行，务必“使海内尽得观之，庶乎其为我边备之一助矣”。此书在知识阶层中流播之广，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