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具体怎么灭亡的 蒙元灭亡“遗民”自杀，民族主义意念不是历史上一向就存在(2)

我们不知道，那班恭顺而蛮横的差使是否曾允许伯颜子中单独在自己家里再逗留一两天、甚至更久一些。我们也不知道，伯颜是否还有机会最后去拜望一次祖上的坟茔，或者只能如同资料所述，仅在家里“具牲、酒，祭其祖、父、师、友及昔时共事者”。我们能确切知道的只是，他留下了一组遗诗，总共七首，题为《七哀》。尔后，他饮下随身携带将近十年的毒药，自杀身亡。假如不算如同鸡肋骨的那个教授职位，伯颜子中只能说是在颠沛奔走的危难之中赶上了入前朝作官的末班车，一趟真正的末班车！他丝毫没有享受到什么荣华富贵，但他为此而毫无犹豫地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价。

伯颜是一个“色目人”。在元朝，这个词指的，是出自西夏唐兀（又称“党项”）族、畏兀儿（今译维吾尔）族及其以西中亚各突厥部落和伊朗、阿拉伯地区的各种人们。他们被蒙古人看作自己统治华北和南宋旧土的可靠帮手。“色目人”虽还不能算是当时的“国族”或“国人”，那是专属于蒙古人的一个分类范畴；但他们在元朝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里往往据有很高地位，足以傲视华北汉人，更凌驾于旧宋版图内的“南人”之上。这么说来，伯颜那么坚决地拒绝明朝征聘，有没有一点族裔意识的芥蒂在他心中隐然发生着某种作用呢？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一点没有。

为何最底层的汉人也为蒙元自杀

其实在元末明初，像伯颜这样面朝故国而坚守着对于它的忠诚的人，形成了很可观的一个人群。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是汉人，不仅包括元代仅用于指称北中国汉语人群的“汉人”，也包括南部中国说汉语的人们在内。在这个“元遗民”的群体中，至少与伯颜同等刚烈的人物并不难找。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或许应数郑玉。

郑玉是“南人”，属于通常被视为具有“民族压迫”色彩的元朝“四等人”制之中的最末一等。因为在儒士圈子里有一点名气，元朝曾“授以隆赐，命之显秩”，但他固辞不出，因此从没做过元朝的官。朱元璋的部下想强行录用他。郑玉自称已“荷国厚恩”，不能再辜负元朝，先是不食七日，最终自缢而死。另一个叫王翰的元朝唐兀族高官，元亡后在山中藏身十年之久，不幸还是被明太祖寻获，逼他出来供职。他只好把儿子托付相知，以自裁明志，死时才46岁。

也有一些人的命运比郑玉、王翰好。“元遗民”里最著名的三个人，杨维桢、沈梦麟和藤克恭，被明人合称为“国初三遗老”。其中名声最大的，自然是当日南国诗坛领袖、“文妖”杨维桢。他可以赴金陵帮建国不久的明政府修定礼法，但绝口不提作官的事。他曾写过一篇诗歌，题为《老客妇谣》，以一个客居异乡、“行将就木”的老妇不愿再嫁自况，曲折地表白自己不想入仕的心迹。忌恨他的人把这首诗拿给朱元璋看，想借刀杀人。朱元璋确实曾以“不为君用”的罪名杀过人。他对发家之初江南地主文人宁肯投靠张士诚，也不愿追随他，一向心存旧恨；所以得天下后便报复性地对江南科以重赋。但这回他却没有怎么恼怒，嘟哝了一句“老蛮子只欲成其名尔”，便将此事轻轻放过。剩下的那两人，一个参加过编写官修《元史》，一个当科举主考官，主持过五次省试、一次会试。他们都以高年寿终正寝，始终没有接受过明朝的官职。

对“遗民”的道德约束意识，不仅存在于须切身面对此种约束的那一小群当事者中间；在元明之际，它甚至已泛化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预期。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受子孙犯罪牵连，被流放四川，客死途中。当时盛传的一则小道消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谨慎、却屡遭命运颠簸很是想不通。借宿在夔州一个寺庙里，他向寺内的老和尚提出这个问题。据说老和尚问他：在前朝作过官吗？宋濂回答：曾担任过翰林国史院编修一职。老和尚听完未发一言。宋濂觉悟过来，当夜便吊死在寺院客房之中。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虽然后来确曾有人（例如谈迁）断言宋濂曾作过元朝的翰林国史编修，但大多数人认为，真实情况应该是：元至正中“尝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征之，固辞不起”；至于固辞的原因，是“亲老不敢远违”。宋濂自己也明确声言过：“在前朝时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沾分寸之禄”。上述传言竟说他自己也承认作过元朝的官，更不会是事实。然而，传闻之辞的不实之处，从另一个角度来索解，反而更加显示出它的弥足珍贵。因为从中反映的，正是人们对于事情本应当如何发生的一种广泛见解。在对降臣（尽管宋濂其实不是降臣）结局的大众想象里，我们很容易体察到明初人在对遗民行为预期方面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