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动态英语招聘资料图：求职者在招聘会现场了解招聘信息。 张斌(2)

工作了大约100天，她彻底崩溃了。一天晚上，她陪着客户开会到凌晨3点。谈判桌上，客户和对手大吵大嚷，负责记录的她早就熬得眼睛通红。她看到自己的领导拼命按着太阳穴，还时不时对客户挤出职业化的笑容。女孩突然明白，“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啊。”

她辞职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国家职业指导师李家华认为，工作并没有变得更难，年轻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只是千禧一代物质很丰富。他们的父辈会为了养家糊口忍受工作，而这代年轻人更看重感觉和兴趣。他们没有太多顾虑，有条件勇敢地辞职。”

“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徐曦在香港确定第一份工作时，父亲从上海的家中打来电话：“好好干，争取稳定下来。”

电话里，她内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顶尖大学，她花五年时间修完了社会学本科和硕士学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可她的专业很难在香港找到称心的工作。

为了居留权，家里帮她找了一份豪华酒店的前台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时，“做和5年专业学习毫无关联的工作”。同事进修的大多是两年的酒店管理专业。她们能熟练地操作复杂的房务系统，用小本子记好每一个客人的需求。徐曦总是出错，收错了钱不敢承认，值班时要他人插手帮忙。被醉酒的顾客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主管委婉地说：“你学东西有些慢。”

3个月后返校参加毕业典礼，徐曦因为昼夜颠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学好奇地问她在做什么，她扭扭捏捏，“酒店营销。”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在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长为4.4年。毕业四五年后，多数年轻人将走向安家落户，或是选择离开的十字路口。

徐曦开始衡量，自己的选择是否值得。当年的大学好友基本回了大陆，香港本地朋友总隔层纱，聊不到一起。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是去日本拉面馆吃碗面，有时因为工资低，只能点最便宜的。

父亲在电话里和她叹气：“不管在香港还是回上海，我们都希望你幸福。不然回来吧。”

专家李家华发现，和20年前不同，现在人们不再把频繁更换工作，甚至跨越行业、城市当成丢人的事儿。这表示国内职场日趋成熟，是不用大惊小怪的“新常态”。

“年轻人离职率高是全世界的趋势。美国人一生平均换7.5次工作。”李家华说，从经济角度上讲，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发达国家，工作灵活多变，跳槽机会多是发展的标志。从个人发展角度去理解，“人们每个阶段的追求、想法都不同，不是一份自始而终的工作能涵盖的了。”

赵旭又动了换工作的念头。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她开始在周末加班时，羡慕朋友圈里的那些“阳光和大海”。领导确实充满活力，却也“全是套路”。“每次说一堆体己话，灌鸡汤，但最后一定有句‘虽然累，这个还是要完成’等着你。”

加班似乎没有尽头，她开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态化通宵，替领导草拟周一的周报，她时常边哭边整理文档，在大学宿舍群“求安慰”，然后顺手写个辞职报告。周一天亮前，再把辞职报告删了，抹把脸去上班，多擦点粉底，“开始新的循环。”

赵旭暂时没辞职，她每天浏览手机里的求职软件，打算看准机会就离开。至于新工作，“不能太闲，但也不能太忙，一定要适中。”

这是个挺难实现的目标——在中国，80后和90后占据了加班总人数的90%以上。《2016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显示，北京、深圳和广州的下班高峰都集中在21点30分左右。

“想找一份充实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难。那就一直换，换到满意为止。毕竟，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赵旭说。

有句话，赵旭从没和领导坦白：“工作是没变，可我对生活的认识又变了啊。”

“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赵旭纠结的5个月里，同年毕业的王锐已经换了3份工作，从北京跳到了天津，又回到北京。甩掉前两份工作的理由简单且一致，“他们居然敢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