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2)

《辽史》得以纂修成书，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一二六一），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就曾建言修辽、金二史。南宋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讫于文宗朝，朝廷屡次议修三史，前后不下六七次之多，但均因正朔义例之争而不得不搁置。其间的主要分歧是自金朝亡国之日起就已产生的两种对立观点：究竟应当独尊宋为正统，还是应当将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当时史馆中有人主张采用修端《辩辽宋金正统》提出的南、北史说，张绅《通鉴续编序》曰：“曩时朝廷纂修三史，一时士论，虽知宋为正统，物议以宋胜国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统论》，推明修端之言，欲以辽为《北史》，金亦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但主张独尊宋统者则坚持应以宋为本纪，以辽金为载记。甚至连当时的科举考试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元文类》卷四七载宋本《乡试策问》曰：“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氏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着于篇，用备采择。”可见这确实是元朝士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后来虞集提出了一个回避争论的设想：“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这一动议的提出，大约是文宗时期的事情。可见三史各自成书的办法，当时史馆中酝酿已久，并非脱脱的发明。直到至正三年（一三四三），时任中书右丞相的脱脱领衔纂修三史都总裁，才最终采纳了这种意见。《庚申外史》卷上云：“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其中《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自至正三年四月至四年三月，前后费时不到一年，《辽史》就率先告成。

二

关于《辽史》的史源，冯家升在《辽史源流考》一文中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他的研究结论是，元修《辽史》的史源主要出自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金陈大任《辽史》，因辽末史料极为匮乏，又取旧题宋人叶隆礼《契丹国志》加以补充。

辽朝修史制度不甚健全，虽有修起居注、日历的记载，但似未形成制度，亦未闻有成书者，其官修史书之可考者惟有“实录”而已。据《辽史》记载，辽朝曾先后四次纂修《实录》。最早的一次是圣宗统和九年（九九一），室昉等撰进《实录》二十卷。《辽史•圣宗纪》曰：统和九年正月乙酉，“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等进《实录》，赐物有差”。《室昉传》亦云：「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手诏褒之。」室昉是时已年过七旬，大概只是以枢密使领衔监修而已，此书主要成于邢抱朴之手。《邢抱朴传》谓统和间“迁翰林学士承旨，与室昉同修《实录》”，即指此事。第二次是兴宗重熙十三年（一○四四），耶律庶成等修成《实录》二十卷。据《辽史•兴宗纪》，是年六月丙申，“诏前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等编集国朝上世以来事迹”。《耶律谷欲传》也说：“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未成而卒。”《耶律庶成传》则说：“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关于此书断限及卷数，《萧韩家奴传》说得最清楚：“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重熙十三年）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第三次是道宗大安元年（一○八五），史官进呈七帝《实录》，卷数不详。《辽史•道宗纪》是年十一月辛亥，“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所谓“七帝”，即指太祖至兴宗。第四次就是辽末耶律俨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