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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三个联合公报_1982年中美联合公报_中美联合公报1972(2)

2017-01-21 11:00 网络整理 教案网

2011年1月,美前顾问布热津斯基在《》撰文,主张中美应该缔结一份历史性的联合公报。曾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所罗门也称:“构成三个公报的基本要素已不存在,美国需要思考与交往的基础。”曾任职美国国安会的李侃如也探讨过建立第四份联合公报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中美学者关于建立第四份联合公报的目的动机不尽相同。美方主要是想用新的公报替代旧有的三项公报,其中不排除美国立场的后退;而中方学者则是想为旧有的三个联合公报补强,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再加上一道保险。双方都认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规范和约束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这三个公报已经30年有余,国际格局、中美实力地位、双方关系的宽度和广度都已经同30年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需要有一份新的联合公报。

第二,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具有达成新公报的战略智慧。党的以来,无论是外事工作会议,还是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无论是国家领导人的出访,还是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都展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对外政策的新思想和新作为。在中美关系方面,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行了充实和丰富,成为当前中美关系共同的目标。如果能够在达成第四份公报问题上有所突破,必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也将奠定在发展中美关系上的历史地位。

奥巴马已经接近第二任期的末段,随着外界对新一届总统候选人的讨论增多,奥巴马终将落入“跛脚”的境地。此时,奥巴马需要强势作为,掌控对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的主导权;在让美国人又爱又恨的中国问题上做点什么,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在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的背景下,奥巴马最易留名的方面是在外交领域。通过提出“亚太战略再平衡”、解冻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在中东的外交军事行动,奥巴马已经累积了一定的资产。但是,在最为核心的中美关系方面,奥巴马基本上是没有可以留名历史的遗产。如果奥巴马能够正视世界格局和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从历史的高度和对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前途出发,达成中美第四份联合公报,将是其一次难得的历史机会。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_1982年中美联合公报_中美联合公报1972

破局关键:

“超越”问题

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9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被称为中美关系的三个联合公报,被视为中美关系的指导性文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石。在这三个联合公报中,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其中,美国在前两个公报中确认了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在第三个公报中承诺“逐步减少它对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此后,在美国插手问题时,中国便不断拿三个联合公报要求美国。1982年中美联合公报

当前,问题虽然仍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但是其地位和角色明显“暗化”,不再是突出亟须解决的问题。2008年的上台执政以来,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签署了20余份协议,使迈入和平发展轨道。1982年中美联合公报美国对此表示支持和肯定,在2009年和2011年的两份《中美联合声明》以及奥巴马各层级的涉华事务官员的讲话中,都有明确表示。正如长2013年9月访美时所言,“问题处在可控状态之内”。

2014年以来,除却美国出现的“弃台论”不言,奥巴马在处理问题上的立场也有所变化。2014年12月,美国通过新的对售案,向出售不超过4艘的佩里级护卫舰。中国毫无疑问地对美国提出了抗议和反对。而与以往不同,此次军售案系由美国参众两院发动,以通过议案的方式要求奥巴马对售。也就是说,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奥巴马仅仅是迫于美国国会的压力通过了对售案,因此罪魁祸首应是美国国会,而不是奥巴马。

2015年元旦,“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在双橡园举行“升旗”仪式,并对部分人员进行授勋活动。事后,“代表处”将活动照片散发媒体,引起外界高度关注。中国对美国提出抗议,并要求其纠正错误做法。一度有猜测,这是美国重新对华打“牌”,利用问题制衡中国大陆。但是,美国白宫、国务院等部门发言人一再表示,美国事前并不知情,并承诺其在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美国在台协会”甚至向当局提出了抗议。2008年以来,美台关系发展虽然也有分歧,但多是经贸性质的(如开放美国牛肉进口问题),在问题上出现争执是不多见的。

但是,问题并非无需在第四公报中着墨,而是需要大书特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美国再次确认对和平发展的态度,尤其是在2016年“大选”即将来临之际。2013年11月“九合一”选举之后,外界普遍估计,主张“”的很有可能在2016年重新夺得。而一向被视为“理念性”的蔡英文,很难调整其“”立场。如果发展再度出现波折,美国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对于美国售台武器、不断提升美台实质关系等,也应作出明确和细致的要求。美国不断插手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之前的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性和架构性较强,在遣词造句和中英文法等方面给美国留下了空间。因此,第四公报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尽可能地细化和明确化相关概念意涵,以防止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

虽然,要达成第四份联合公报并不容易,但是只要中美两国领导精英以全球和平发展与两国民众福祉为己任,谋求两国关系健康顺利向前发展,而不是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一定能克服重重障碍,最终达成这一公报。

(作者为本报特约记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