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_士于中国文化_士与中国文化百度云(2)

（一）议帝号

《秦始皇本纪》载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于二十六年（前221年）上奏道：

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就引文字面上看，“王号为泰皇”乃廷臣同博士官集体讨论的结果，然首倡者必博士官无疑。何以见得？因为据可靠的文献文物资料证实，“皇”本为东夷族人的造字，是东夷族首领名号的泛称，后来泛称变为专称，平凡变为神圣，“皇”在东方滨海地区遂变成人帝与天神合一的概念。及至战国托古运动兴起，“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邹衍一派阴阳五行家为在道统上以悠邈取胜各家，就在“学者所共术”的神农、黄帝之上，“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史记·孟荀列传》），竟祖述起“皇”来了。《管子·兵法篇》说：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兵得胜者霸。这里所说的“一”，与同书《内业篇》“执一不失，能君万物”的“一”同义，都是从道家那里借来的概念。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大经·成法》云：“一者，道之本也。”这个根本的“道”，也就是邹衍所标榜的“至道”（《史记·平原君列传》）、“昭旷之道”（《盐铁论·论邹》）。

那么，“皇”所应光大弘扬的“至道”究竟是什么内容呢？一言以蔽之：清静无为，垂拱而治。

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名理》说：“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文中之“道”为泛指，应包括“至道”在内。析言之，公正为“道”，虚静为“至道”。关于这一点，有阴阳五行家的代表作《管子·幼官》可以作证：“处虚守静，人人物物，则皇；〔率〕常至命，尊贤授德，则帝。”如此看来，皇代表的“至道”与帝代表的“道”就不止有量的差异，而也有质的区别了。皇处虚守静而无所事事，帝尊贤授德而大有作为。这是战国后期齐地学者的重要理念。

明瞭了“皇”字所蕴涵的文化意义，那么，帝国开张伊始，齐籍博士奏献“泰皇”名号的动机也就容易理解了。原来他们是希望秦王清心寡欲，无所作为，垂拱而治啊！而这还可以从博士伏生的言论中得到直接而有力的证明。《尚书大传》说，

天立五帝以为相，四时施生，法度明察，春夏庆赏，秋冬刑罚。（注：引自应劭《风俗通义》卷一。）按伏生所谓的“天”，实即“皇”、“三皇”（注：《春秋运斗枢》：“皇者，天……三皇垂拱无为，设言而民不违，道德玄泊。”）。而所谓的“天立五帝以为相”，与汉武帝时大方士谬忌所说的“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汉书·郊祀志》）其实是一个意思。那就是“皇”垂拱无为，由五帝做丞相，去负责四时施生，明察法度以及庆赏刑罚。套用胡适的话说，这是“一种虚君的丞相制，也可以说是虚君的责任内阁制”。（注：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因此，丞相王绾等人也乐于代博士把“泰皇”的名号上奏秦王了。

然而秦文化毕竟以专制著称于世，而秦王政其人又“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贾谊《过秦论》），是位不甘寂寞而要大有作为的君主，所以王绾等人奏罢，秦王就说：“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看来，“皇”、“霸”之别，他已瞭然于胸。他是定要集尊贵与权力于一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