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袁行霈：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

我国古代所谓“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与近代以来所谓“国学”的涵义不同。近代以来所谓“国学”一词，有学者认为源自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日本思想界一部分人，如荷田春满等提倡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以探明本土固有的文化，遂有“国学”之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想，以求扭转偏向。”（参见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或许是受这种思潮的影响，1902年秋，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拟在日本创办《国学报》。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1904年，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第3期），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国学保存会简章》），出版《国粹学报》，撰稿人除了邓实、黄节，还有章炳麟、刘师培、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他们或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民主革命。提倡“国学”与他们从事的革命活动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国学”的“国”字，则包含了爱国的情结。1906年，章炳麟在日本鼓吹反满革命，同时提倡研究国学。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请他讲授国学，鲁迅就是学生之一。1922年4月至6月间，章炳麟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934年，章炳麟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做了总结性的讲解。章炳麟上述几次演讲经过记录整理，出版了《国故论衡》（日本东京1910年初版，后多次再版）、《国学概论》（曹聚仁编，泰东图书局1922年第1版）、《章太炎国学演讲录》（张冥飞笔述、严柏梁加注，梁溪图书馆，1925年上海第3版）等书，在二三十年代影响很大。章炳麟所谓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国学范围的界定。此外，胡适、顾颉刚、钱穆等人也有关于“国学”“国故”“国粹”的种种论述（以上关于“国学”的追溯，以及国学、国故、国粹等说法，参看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各家的说法颇有分歧，在这里无须详加辨析，若就其大致相同的方面而言，可以说“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学术，以及研究中国传统的典籍、学术与文化的学问。

清末民初国学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努力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衰微，于是提倡国学。考察他们的初衷，明显地带有救亡图存的意思，以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

国学的提出虽然与西学东渐的刺激有关，但是从国学研究的实绩看来，还是或多或少地吸取了西方的理念和方法。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吸收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以新的眼光审视自己国家数千年来固有的传统。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明确地说：“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向欧美日本学者学习。此时的“国学”和以前的汉学、宋学、乾嘉考据学相比，论范围已经远远超出，论观念已经几度更新，论方法已经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我们不妨以章炳麟所谓国学的五类略加说明。小学，本来是以通经为宗旨的学问，在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滋养后，已经发展为以描述语言文字发展规律为宗旨的汉语语言学和文字学。经学和诸子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原先虽有《宋元学案》（清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人合著）、《明儒学案》（黄宗羲著）之类讲述某一朝代儒学师承和派别的著作，但没有以近代方法编写的中国哲学通史，胡适在北京大学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发轫之作。这种哲学通史已不再局限于经学，而是将儒家经典与诸子著作、佛学典籍进行综合的研究，描述了历代思想、哲学的变化发展，从而成为经学和诸子学未能包括的一门新的学科。在史学领域，用新的方法撰写的通史、断代史，以及政治制度史、文化史等侧重于某一方面的历史著作蔚为大观；中外交通史、中国科技史引起重视，并成为新的学科；传统的舆地学发展为历史地理学；金石学发展为现代考古学。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关于“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学说，影响了一代史学研究；王国维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种“二重证据法”为史学打开了新的局面。考古学的新成果，如殷墟卜辞的发现、汉简的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引起史学、文学、文字学、语言学、宗教学等众多学科的巨大变化，敦煌学进入了“国学”的疆域。在文学方面，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出版，将戏曲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围；1920年鲁迅应蔡元培校长之邀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从此，被视为“小道”的小说登上了大雅之堂，他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于是，戏曲和小说的研究也进入国学的领域。凡此种种，都使国学出现了新的面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足以使我们将20世纪以来的“国学”和以往的学术区别开来。

二

今天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继往开来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此时，我们所研究的“国学”也应当以一种新的、富有当代特色的形态出现。我之所以提出“国学的当代形态”这个命题，就是要强调：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具有革新意义的、面向未来和世界的学术创造活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的国学应当立足现实，服务于振兴中华、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上面说过，国学是在清末救亡图存的呼声中提出来的。中国的近代史已经证明，真正挽救了中国并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是国学。但这并不是说国学无用，只要我们研究的态度正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学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因为现代化不等于全盘西化，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我在1993年发表的《国学研究发刊辞》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我重申这段话是想进一步说明：应当自觉地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放到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遗产，值得加以挖掘整理，使之转化为当代的资源。例如关于和谐的思想；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关于忧国忧民的情操；关于尚善的态度和通过修身养性以达致高尚人格的追求；关于敬业乐群的意识，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准则；关于整体思维的思想方法等等，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大力弘扬。此外，还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还有众多美不胜收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美化我们的心灵。可见，国学研究天地广阔，只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踏实认真地去做，以学者的态度去做，是可以为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增强民族凝聚力，弘扬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贡献一份力量的。

2．当代的国学应当建立在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文物认真整理的基础之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国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详尽地占有原始资料，从资料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整理分析，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工作。随着国内外所藏古籍善本调查工作的进展，一些原来秘不示人的善本已经公开，各种善本可以更方便地被研究者所利用，古籍的整理工作可以做得比前人更加完善，从而使国学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文物，又为国学研究开拓新的局面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例如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为国学提供了大批极为宝贵的新资料。由于这些新资料的出现，许多亡佚已久的先秦古籍重见天日，一些传世的先秦古籍有了更早的古本，古籍中的一些错误得以纠正，古籍中的一些难点得到解释，一些被疑为汉代以后伪作的古籍被证明不是伪作（参见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将传世古籍与出土文献、文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有可能对中国古代史、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学史等许多学科得到新的认识。这是以前的学者无法想象的，是时代给与我们的眷顾。

除了对文化哲学的理论边界、方法论意蕴、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问题的反思，还有一些学者对国外文化哲学进行了反思，如罗松涛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代表人物阿多诺的文化哲学的反思，孙慧从文化批判与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关系分析了卡西尔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李红霞对德国文化哲学概念的提出、文化哲学的系统化发展、当前德国文化哲学研究的概况与趋势等问题的阐释，陈泽环从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民族主义批判、反对核武器的斗争三个方面，对施韦泽的文化哲学的社会伦理维度的分析，等等。②重点对景德镇陶瓷文化发展的诸多关系及其规律、发展模式、结构分类、景观生态等进行深入探讨，研究陶瓷文化的地域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继承性与变异性、功能性和系统性，尤其是地理文化单元和文化溶合规律等理论研究，探索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理论。” “文化诞生于谎言，文化又是虚无主义，只有文化才有万能的理性产生当代文明。

3．当代的国学应当注意普及，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活动，推动国民教育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文化“游学”、中华武术、传统礼仪、传统体育、中医药文化等专题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地坛庙会以“贺新春、庆佳节、众民乐”为主旨，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将百戏名曲、民间花会、天桥绝活、祭地礼仪、茶艺书画等不同文化系列汇于一场，将民族、民俗、传统、现代、乡村、城市诸种文化形式复合为一体，把各地美食名吃、杂艺百货集于一会，兼顾男女老少、志情雅俗不同欣赏品位和文化需求，注重闹与静、里与外、观赏与参与等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活动形式和内容调配，为中外广大游客营造了一个“欢乐、喜庆、祥和”并具有浓郁民族、民俗、民间特色和风味的节日娱乐场所，尤其体现了老北京民俗风情，也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展现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角色。通过对传统民乐的讲解、表演，为广大市民普及民乐知识，丰厚民族音乐文化底蕴，让更多读者能近距离接触民族音乐并能感受民乐的魅力，提高全民音乐素养。

弘扬传统文化，可以利用各种传媒手段，特别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应当落实到提高人的素质上，让传统文化的营养像春雨一样沁入人的心田。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可急功近利，尤其不可进行商业炒作。用商业的方式炒作国学，甚至用国学来牟利，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的宗旨。

4．当代的国学应当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要确立文化自主的意识与文化创新的精神。

人类文明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就很难得到发展，甚至还会逐渐萎缩，中华文明也是如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开始得相当早，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汉和帝时期，另一位使者甘英的足迹，已经抵达波斯湾，与古罗马帝国（时称“大秦”）隔海相望。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广泛，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达百万之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以及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和商贾。大食、天竺、真腊、狮子国、新罗、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使臣络绎不绝。到了明代，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途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最远到达东非沿海。明末清初，以来华传教士为媒介，中国又与欧洲一些国家建立了文化交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