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评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王小波是如何“炼”成的？(2)

▲ 在英国莎士比亚故居前，这是王小波生前最喜爱的一张照片（李银河提供）

从文学史的角度对王小波进行重新梳理和定位，也是这本传记的野心所在。早在王小波刚崭露头角的时候，他就有“文坛外高手”的称呼，去世后，又有诸如“浪漫骑士”等定位。然而，盲目贬低或抬高王小波都不合适。房伟在传记中为我们“重建”的王小波，是一个既与“新启蒙”有关系，又与之有区别的形象。正如凌宇的《沈从文传》，以“迟来的追认”改变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我们也期待着王小波的传记通过对他作品的重读、对其个人生活与当代历史语境隐秘关系的考察，揭示其作为优秀作家的特异性。王小波秉承新启蒙有关“人性尊严”的理想主义质素，又从欧美自由主义中汲取了营养，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语境和“个人主义”大旗下，既表现了以对宏大叙事的怀疑为特征的解构精神，又表现出对“个性自我”的肯定。王小波对体制化权力关系的严峻批判，也使得这种建构与解构的“双重变奏”，既有别于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边缘化姿态，又有别于80年代由政党与知识分子共同发动的新启蒙运动。王小波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既存在于其思想的实质，也存在于他死后的追认与再想象。王小波的存在，无疑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反思意义。王小波的自由主义，与90年代以来体制内知识界的自由主义思潮，显然也存在差异性。王小波属于20世纪90年代，又在文坛的时代审美规范之外，这一点有些类似残雪。但真正的大作家就是这样，他们深深地内在于时代，又时刻地警惕着这个时代庸俗的审美惯性，从而超越时代之上，形成真正的时代反思。王小波的成名与传播，有赖于传媒、文学市场和社会科学类知识分子，他不是传统文学圈子和体制培养的产物，因而产生了新的思想和文学表现形式，仅就这一点而言，对当下雷同化与均质化盛行的文坛而言，就有重要启示作用。

▲ 在铁狮子胡同一号时的全家福（宋华提供）

▲ 1969年元旦送朋友下乡时留影，王小波接着也要赴云南插队（艾建平提供）

房伟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喜爱王小波。他的《王小波传》在资料搜集上下了不少功夫，在广泛收集各类媒体报道、亲友文章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还到王小波下乡插队的山东牟平等地进行了实地采访，奔波于济南和北京之间，取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如很多王小波的同学、亲人、知青队友、朋友、相关文化界人士的录音和录像采访。他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台湾大学等地寻找了很多旁证，如“文革”初期人民大学红卫兵武斗与王小波作品的关系、王小波获《联合报》小说奖的具体评奖经过及内情等，这都丰富了该书的资料，增强了传记的可读性。应该说，就当代作家传记写作而言，房伟的尝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当然，这本传记也还有不少有待加强的地方，但一个70后青年批评家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其精神资源的隆重致敬，仍是可贵而真诚的。

不久前，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得了20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为“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王小波生前对莫迪亚诺也非常推崇，他甚至不惜在长篇小说《万寿寺》开篇就引述莫蒂亚诺《暗店街》的话：“我的过去一片朦胧。”如同《暗店街》失忆的私家侦探对记忆的寻找，《万寿寺》的王二也在唐传奇和现实的双重世界中迷失了自我。小说的结尾很伤感，也极具寓言性。记忆恢复的王二，重新被“嵌入”清醒的日常生活：“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可以说，如同莫迪亚诺的记忆迷思，王小波一生都试图以“有趣和美”的朦胧狂想，对抗被控制的命运记忆，对抗无聊、无趣的现实。那么，王小波的文学世界有什么呢？在《我的精神家园》，他鼓励读者用童心来思考问题，追求智慧和美，摆脱世俗功利的困扰，脱离宏大概念的诱惑，才能看到生命的超然与文学的意义。名家评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他想象的“人文之路”是这样的：“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维特根斯坦说过：“凡是能够说的，都能说清楚；对于不能说的，我们保持沉默。”王小波曾因话语的压迫，沉郁地安于“沉默的大多数”，当他开口说话，却以美和想象的“树上的世界”，对抗无趣无聊的“现实世界”。而对王小波的世界，我们能说出的，也只是一部分，他的隐秘心灵与文学理想，需要更多的发掘与考证，也需要更多的领悟与思考。只有这样，这个逍遥在树上的叛逆少年，才会从文学疆土的心灵之树上爬下，悄悄走入更多读者的心灵。

（序言作者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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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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