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三个部分 从历史文明到历史空间：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地理学转向(4)

除了上述两条主要路线，麦金德认为，在历史上还有第三条连通印度和波斯的路线，即马克兰(Makran)路线(位于俾路支斯坦沿海的荒凉地区)。麦金德认为，中世纪的阿拉伯商人经常走这条路线。亚历山大大帝也曾在阿拉伯商人的引导下率领他的一支部队败经此地，结果是灾难性的。不过，除了这次败退和塞米勒米斯和赛勒斯的印度远征，这条路线在历史上似乎从来都不是重大的入侵印度的路线。(31)由此可见，历史上的例外证明了这条路线并不是一条沟通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生命线，而是一条死路。

有趣的是，麦金德并不认为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河构成了把印度同外部世界彻底分割开来的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他指出，绵长的兴都库什山好像是保护西北印度免受侵略的天然屏障。在历史上，它确曾数度形成印度帝国的理想的和实际的边界。在公元前4世纪末，它就是旃陀罗笈多的孔雀帝国和塞琉古帝国的分界线。然而，约在公元前200年，当孔雀帝国衰落而这条边界再也无法守护后，已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独立的大夏希腊人就从那里出发对印度发动了另一波入侵。同样，印度河初看之下似乎形成了印度和伊朗之间的天然边界，但从历史上来看，更符合实际的情况是，印度河流域经常是印度和伊朗纷争的根源。“印度”这个名称(意为“印度河地区”)，最初就是作为一个波斯帝国行省的名字而为西方人所知。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这个名称还保持着最初的含义。只是在后来，希腊和罗马作家才用这个最著名行省的名字指称现在的整个印度。(32)

然而，尽管我们能够从上述麦金德对印度历史地理的描述中清楚地看到印度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亚和中亚)的历史交往和联系，但麦金德还是得出了如下结论。“由于这些自然特征，印度是富饶的，但同时也和世界其他地区非常隔绝。”(33)在他看来，正是印度地理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印度历史的行程和轮廓，“自希腊水手喜帕鲁斯(Hippalus)时代起，季风就推动着一些海上商船从亚丁出发穿梭在阿拉伯海上。穆罕默德教徒从海上劫掠信德。但信德位于拉吉普塔纳沙漠的外缘。马拉巴尔海岸长期以来就同近东有商业往来，从而也间接同基督教世界有商业往来。但是，西高止山耸立在马拉巴尔海岸后面。在南印度海岸存在着这种交往的两个新奇的遗迹：两个古代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小共同体。不过，这些只是例外。直到现代依旧重要的印度通道是那个西北陆上门户。本书阐述的大部分历史都直接或间接同那个重大的地理事实有着某些关联”(34)。

这样看来，尽管麦金德承认印度人文地理的异质性，但通过强调印度历史地理的闭塞和封闭(在历史上仅通过西北通道同外部世界相联)，麦金德似乎能够成功地引导人们得出结论，即印度可以看作一个独特的历史文明区域。实际上，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把印度归结为一个独立和孤立的文明正是正统印度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和基础。在同一时期出版的《牛津印度史》中，文森特·史密斯在同样强调了印度“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后，也着重强调“多样性的统一”(35)。尽管史密斯很清楚印度历史上的“无数次的政治分裂”，但他还是认为印度在历史上拥有自己的政治统一。“全印度的政治统一尽管从未完全实现，却一直是印度人民在很多世纪里的理想。‘转轮王’这样的普世主权观念遍布梵文文献，也在为数众多的铭文中得到体现。《摩诃婆罗多》讲述的俱卢之战各民族的故事暗示了这样一种信仰：所有印度民族，包括最南端的那些民族，都凭借真实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关心整体的共同利益。”(36)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史密斯接下去引用了1845年约瑟夫·坎宁安在描述锡克人对英国侵略的恐惧时所说的一段话。“而且，印度斯坦，从喀布尔到阿萨姆河谷，到锡兰岛，被看作一个国家，对它的统治在人民心中是同某个君主或种族的支配地位联系在一起的。”(37)不过，在史密斯看来，“印度最深刻的统一性有赖于这一事实：印度的各个民族发展起来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类型的特殊文化或文明。这种文明可以用‘印度教’这个名称来概括。印度根本上是一个印度教国家，是婆罗门的土地”(38)。

至此，我们看到了所熟知的“印度文明”概念，这就是，印度在地理上是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东方文明。这是正统印度史学赋予我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常识”。那么，在正统印度史学中，这种印度文明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