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故事_有关杜甫的故事_关于杜甫的故事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那是2008年，为了迎奥运，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与此同时，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学中文、弘扬传统文化了，就要压缩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须首先声明，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也与现在以所谓“国学”抵制普世价值无关。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做法。不过我的确坚持中国人首先要学好中文，是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底蕴的养成。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与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汉语自成体系，与其他语言都不相同。一个欧洲知识分子往往精通几国西方语言，都可以运用自如，可以有双母语，甚至三种母语。但是不论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人，同时精通汉语与一门西方语言而都达到母语的程度的，是极少数。这是指真正的“精通”，运用自如，而不是一般的“流畅”。近日许渊冲教授上电视朗读，引起热议。像许老那样在中、英、法三种文字之间互译，而且能译诗，达到那样出神入化的水平，着实令人钦佩，但这绝对是特例。本人大学专业是外国文学，至少十岁以前开始学英文，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做翻译，但是自问外文的运用无论如何与中文不可相提并论，就翻译而言，从外文译中文尚可，而从中文译外文，特别是文学作品，从来不敢自己定稿。

中文（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一、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发音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一般认为是自秦朝开始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生为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二、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比起上一代的人——我的老师、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与下一代相比，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就是我的同代人，情况也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随便聊天，有人说到了某些大人物的糗事，我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是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诗经》：“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庭中的秽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这是很寻常的比喻，我少时就听大人说过。而在那位比我年轻的教授看来，这种典故只有他那样的古典文学专家才懂。说明我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典故，到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和脱口而出的成语，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的中学国文课本与我原来学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