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高考试题已定稿， 命题人首次揭示：题型是这种合成的！(2)

对试题难度的判定精准到哪些程度？用一位命题教师的原其实是： 还没高考，平均分就早已定了。一个80分水平的考生，一定考不出90分。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命题者的水准高超，还要感谢提前高考的“小白鼠”。

“小白鼠”有两种，一种是命题完成后，会有当时的数十名考生提前考试，试考成绩就是他们曾经高考的最后成绩。

这些考生的选拔标准其实很简单，一定是成绩中游、来自教学水准居中的大学。每个省更出名的几所顶尖大学的教师，是绝对不会被选上的。这些考生完全不知道自己试做的是高中题，考完了也不能放出来，要经常等到高考结束才会回来，所以也非常失望。

另一种“小白鼠”是没有参与命题的初中学生，也到隔离区进行试考。当然，他们主要是为了帮试卷挑出各种毛病。

根据测试生的名次和试考教师的看法，命题人会对题目进行调整，在这些状况下，十之八九会将考题难度增加。最后试卷才会定型、印刷。

命题是个非常繁琐的过程，从出题到题目的标点符号，包括任何一个词语是否也许出现歧义，都应反复考量，命题组通常会有两三个通宵不眠夜。

英语阅读理解、完形填空，还必须从近几个月的国内杂志中，几百上千篇文章中挑选出主题积极向上的、生词量非常均衡的、语法包括全面的文章，进行出题。

语文写作的命题过程，首先是应翻阅所有的模拟题，坚决防止被分析到。有时作文命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比如有一次命题之后，一位命题老师的母亲过世了，后来那位同学得知消息的时侯痛哭不未，伤心之余后悔自己没有好好陪伴母亲。这位同学的历程也刺痛了其他同学，引起共鸣，那一年的中考作文题目就与“生命”相关。

如果数学跟英文的命题有一定的弹性，那么数学卷的命题特点只有一个：忠于课本。也就是说每道题需要应在课本里找到援引，考纲的内容每大块都应覆盖，而且要加强交叉和注重。

最后一步是印刷试卷，这个之后终于到了5月底6月初。会有几个指定印刷厂在动用大量警力严密保密的状况下，彻夜不休工作一天，印刷出所有试卷。（这几个印刷厂可以说是那几天全国保密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每种试卷虽然都是两套，正式加备用。而且不仅命题人，没有人知道哪套正式、哪套备用，正式跟备用也不在一个地方印刷。但即使没有极其重大状况出现，不经中央同意，高考是不会轻易动用备用卷的。即使当时四川出现的高考试卷被盗案件，也没有启动备用卷。

“消失”

王建国（化名）老师记得，两年前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他一跑到学校，班上的学生们就马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终于跟同学分别一个多月，至今都不知道，老师莫名“消失”是去了一个“秘密”地点，参加高考命题。

“非常高兴。”王老师如此总结长达一个月的封闭命题时光。在他看来，能有机会出高考题，是“无比荣幸的事”。能够看见高考试卷如何诞生，一直是那位中学校长的愿望。

今年，他又一次被选中，成为高考命题人。

然而，这份荣幸却一直不能分享，不能声张。从接到通知的那一刻起，命题人的情绪一直兴奋激动交织。

张爱君（化名）老师也曾参加过高中命题。她说，被邀约去参加一份关乎数万考生命运的试题命题工作，无疑是对自己教学的一种肯定。但是鉴于高考试题属于国家机密，她出题前就被告知：“ 哪怕是无意识地‘泄题’，就会进监狱。”

其实，被邀请参加命题的同学，如果不乐意，也可以答应。但如果签了保密协定，就没有“回头路”。

命题老师的身份保密，是重中之重。除了大学教授，张老师只告诉了父亲自己参加命题的事。其他人都不知情。女儿以为“妈妈回老家了”，亲戚以为她“出国了”。

临行前，命题人也只了解自己的“归期”。至于会被“关”在哪个地方出题，和哪些人在一起，都不知道。

张老师说，保密协议还要求，“三年之内，命题人不许以‘参与高考命题’的名义进行商业宣传，不能用于大学跟培训机构的招生广告。”

出题

出题人不允许使用任何通讯设施。张老师“消失”前，干脆就不带任何通讯设备，“这么做只是为了避免麻烦。因为到了命题驻地，身上所有的通讯设备就会被收走，直到高考结束才会归还。同样，高考结束回家时，命题之后所有写的、用的东西，也不能带走。”

人身限制也必不可少。张老师回忆说，命题的地方有武警站岗；电话有监听；办公楼里一直有电子干扰设施，“辐射是巨大的”。命题人不许私自离开驻点；允许休息时间到院子里玩耍，但需要两个人以上。

为高考出题的人，工作效率很高，一般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至深夜。张老师说，那真是“心无杂念”，每天就想一件事——出题。“有时回到宿舍，洗澡的之后，也在反思题目。”

一道题目的诞生缘于集体智慧。在由大学教授、中学校长组成的命题团队中，所有的题目都应达成统一看法才会“面世”。

张老师说，她参与命题那年，所有的题目她都参加建立，并且与其它命题人一起商量、论证，反复实验、检查，直到全体意见统一，不再有矛盾，题目才算完成。

出题过程复杂，要求命题人考量全面、谨慎。这其中除了有科学的阐释，还有对试题语言或者考生理解力的判断。张老师说，有时候，命题组内部会出现“激烈的争论”。

“归来”

高考开始那一刻，也是命题老师“大考”的之后。他们生怕卷子上发生意想不到的差错，也怕试卷难住寒窗苦读的教师。这种兴奋的心态延续到了考试后。一如一部电影诞生，导演关心票房一样，命题人也非常在乎考生的体会跟同行的评价。

王建国老师“自由”后，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搜罗网上对高考考题的评判。“还不错，都说非常简洁，没有特别偏，特别怪”。他说到这里，露出了笑容，不是命题人的得意，倒是带了一点“讨好”考生的意味。

张爱君老师“被解放”出来后的第一件事是拥抱她的老婆跟父母，并高喊“自由了”。她目前还不能公开自己曾经“消失”一个月是去做哪些。但却说当时考题遭到考生指责，甚至“骂声”，说是“太难了”。

至今令她还耿耿于怀的是一些所谓专家的“误读”。高考结束，常有专家被邀请解读高考试题。而亲身参加一个多月命题的张老师却说，这些“局外人”的剖析大多是“胡说八道”，他们并不知道命题人原本的动机，只是按照答案做的猜想。虽然认为可笑，但也很无奈，因为根据协议，她不能做任何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