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刍议(2)

从事科学研究，采取哪一种方法与研究对象的性质相关，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具有多层面、多视角的特征，同属于历史地理问题不仅存在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之别，且兼具文理交叉的学科属性。正是这样的原因，基于历史地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不仅研究方法难以统一，且伴随学术进步，不断融入新方法、新手段。然而，必须澄清的是历史文献记载（包括古地图、档案、谱牒、契约等）与考古发掘资料，均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依据，无论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都是针对这些资料展开的分析与论述，离开这些资料而谈历史地理研究，如同空中楼阁，GIS 技术也好，数理计算也罢，无论拥有什么研究方法，均不可能做出经得起推敲的研究，形成具有价值的科学结论。正由于历史文献资料是历史地理研究之本，谭其骧先生指出进入有文字以后的历史时期，如何搜集、整理，如何鉴别、分析文献资料，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关键性环节。而使用历史文献特别值得重视之处有三点：第一点，搜集资料要做到基本上齐备。第二点，不要把传说当作真实史料。第三点，不要轻信前人对古代文献资料所做的解释。无疑，谭先生所谈三点无论对于当下还是将来都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依据，这些依据与方法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研究方法指从事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这意味着研究方法不等于需要研究与解决的科学问题，只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手段。就历史地理而言，无论传统的历史文献分析、考证，还是当下盛极一时的GIS技术，均是以历史文献记载或考古发掘为依据从事研究的手段，其间的差异，仅在于因问题不同而采取相宜的方法，而无高下之别。史念海先生在《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一文中谈到陕县故城附近黄河河岸距水面的高度古今之变，其中引用《三国志》所载东汉末年汉献帝在董卓追赶之下渡河一事，由于河面距河岸很高，宫人用十匹绢系在献帝腰上，由高处缒下，得以上船。十匹绢为四十丈，折为两股系在身上，约二十丈，去掉结头与古今度量之别大约40米。40米应是东汉末年黄河陕县一带河岸与水面间的高差，如今河岸与水面之差为50米，这一高差变化应是1700年以来黄河在这一河段下切造成的结果。史念海先生利用文献考证成功地解决了东汉以来黄河中游下游下切速度问题。葛全胜等《1736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梅雨变化》，利用清代雨雪分寸记载与气测降水资料，复原了1736—1911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入出日期、雨期长度，重建1736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雨量变化序列，并根据梅雨期长度与东亚夏季风指数之间的关系，分析了1736年以来东亚夏季风的强弱及与之对应的雨带位置阶段性变化特征。这项研究中引入回归分析，并借此确定了1736年以来梅雨年际变化特征。这两项研究采用的方法并不一样，但均成功地解决了问题。科学研究中，方法的应用在于解决问题，而发现问题则是创新的根本。历史地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导致解决问题的方法必然具备多样性，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只有针对解决问题的需要而采取对应的方法，有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才能实实在在地将科技进步融入历史地理研究之中。否则，不是方法服务问题，而是因方法而方法，因技术而技术，结果本末倒置，甚至牵强附会，将创新误认为方法的引入。

中国历史文献属于定性记述，遑论大数据，即便GIS技术、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均需要一定数量的数据支撑，如何获取数据？这是历史地理面临的挑战。2015年4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召开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沙龙，会上张伟然教授即提及这样的问题：“历史地理学研究本身从文献等材料中收集整理数据的浩大工作量，无法与地理学界从遥感等领域获取信息的相对便捷可比，研究的基础数据收集整理标准化的过程比较漫长，从而导致在科研成果上的产出更加缓慢。”诚如张伟然所言，将历史文献定性描述转为定量数据不仅需要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且存在不确定性。GIS即地理信息系统，是为地理研究服务的计算机技术系统，以地理空间为基础，将表格数据转换为地理图形，并采用地理模型展开分析。目前采用GIS技术与数理分析最多且卓有成就的研究领域为土地利用、气候变化与人口，即便如此，数据仍是一大桎梏。明以前分省地亩数据只有《文献通考》载有毕仲衍《中书备对》，其中存有北宋元丰三年各路官、民田数，而路之下府州县全无数据。由于大多王朝均没有留下分区耕地数据的直接记载，因此目前研究这一时期土地利用所采用的数据，多通过人口数字进行推测，固然人口疏密与耕地开发直接相关，但毕竟属于相关因子，由此而形成的研究结论还不能算作土地利用的实际反映。至于气候变化，除清代各地雨雪奏折涉及雨雪分寸外，其他如水旱冷暖、风暴沙尘同样多属于定性描述，研究中需要人为将描述量化为等级，大量历史文献记载某种天气现象并非出于一人之笔，人与人之间选择描述词句具有主观性，量化过程中如何分别等级仍然具有主观性，量化结果固然经过数理分析，其结论也只能反映基本趋势。历史文献的记述特征，使历史地理研究不仅有别于当代地理，而且为引入技术方法增添了困难。不仅使GIS技术功能，在历史地理研究中难以得到全面发挥，而且多局限在地图绘制、动态展示这一层面，真正介入实质性的研究仅限于少数领域。正是如此，张伟然等著《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中所展现的研究成果，多数凭借传统研究方法而非GIS技术。

尽管GIS技术、数理分析等对于当代地理学已属于基本技能，但对于历史地理却是新技术，新的原因，在于彼此面对的基础资料的差异。迎接挑战，走出瓶颈，GIS技术等新的方法将会为历史地理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回顾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先生引领历史地理，一步步前行的学术历程，历史地理在为国家重大问题与学术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不仅学术自成体系，也不断探索将历史学与地理学、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的研究方法，这样的探索与实践将为历史地理带来新的未来。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为便于编排原文注释略。

21世纪世界进入信息时代，近年随着V·Ｍ·舍恩伯格所著《大数据时代》问世，大数据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并由此冲击着军事、金融、通讯等行业以及学术界。面对高科技带来的技术手段以及理论方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与学术界同步，不仅为未来做出定位，而且开始重新审度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

历史地理学界探讨研究方法不仅限于当下，几乎从20世纪中期以来，以此为题展开的讨论从未间断。20世纪60年代侯仁之先生《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指出：历史地理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学的训练，熟悉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并能运用一定的历史方法，其主要目的则在于探讨同一地区或同一地理景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与此同时侯先生进一步强调“诚然，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要凭借历史资料，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总的来说，野外考察无论如何也是不可缺少的”。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先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一文提到：“当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界急需通过讨论予以明确的，看来已经不是学科的性质问题，而是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对此谭先生在高度赞扬史念海、侯仁之先生针对黄土高原、北方沙漠地带进行野外考察，成功地论述了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同时，也重点强调历史文献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指出：“我们若因此便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或者说，依靠这些方法就可以解决所有历史地理的问题，那可是绝对错误的。”秉承这一治学宗旨，历史文献与野外考察两类研究方法经几代学者的实践，解决了诸多历史地理问题，并推动历史地理研究不断前进。如果我们将历史文献与野外考察视作传统研究方法，那么20世纪90年代历史地理学在兼容历史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且借鉴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农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其中GIS技术、数理计算、地层分析、孢粉分析获得更多的关注，在启迪思想，拓展研究途径的同时，也成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GIS技术等介入历史地理研究，对于传统历史地理研究方法产生巨大冲击，也引起更多的关注与反思。

无论从旧石器，还是新石器时代算起，人类立足在大地上已经走过万年以上的历程，而人类对于地理的认识几乎可以追溯至人之初。当代学术界为地理学做出的定义为：地球表面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其实在地理成为科学，并作为学者的研究对象之前，早已存在于人们对于环境的感知与创造之中。人类对于地理的认识首先来自于求生、觅食这一与动物没有区别的本能行为之中，无论采集、渔猎乃至于原始农业，人们都必须观察四周环境，并获得哪里有食物可供采集、猎取，哪里的土地可以种植作物这类的信息，且在这样的观察中探寻出能够通行的道路与安置聚落的地方。这些人类早期本能的求生行为成为人类认识地理的第一步，并在社会进步中继续迈出第二步、第三步……逐渐发展成独立的科学。在今天的学术之林中，地理学似乎并不足道，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地理学是人类最早拥有的科学，而历史地理正如侯仁之先生曾经说过的，是昨天、前天的地理。以史为鉴并非口号，今人迈出的脚步难免会落在昨天、前天古人留下的足迹上，回顾旧日足痕，用历史告诉未来，赋予历史地理更多现实意义。然而，当昨天、前天早已成为历史，获取过去时代的地理信息，与当代地理有着极大的不同，需要从历史文献、考古遗址中寻找，历史文献、考古发掘资料是历史地理的研究依据，无论哪一类研究方法分析、论证都不能离开这两类资料。因此我们讨论研究方法，都是针对这两类资料的作用方式。

从事科学研究，采取哪一种方法与研究对象的性质相关，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具有多层面、多视角的特征，同属于历史地理问题不仅存在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之别，且兼具文理交叉的学科属性。正是这样的原因，基于历史地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不仅研究方法难以统一，且伴随学术进步，不断融入新方法、新手段。然而，必须澄清的是历史文献记载（包括古地图、档案、谱牒、契约等）与考古发掘资料，均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依据，无论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都是针对这些资料展开的分析与论述，离开这些资料而谈历史地理研究，如同空中楼阁，GIS 技术也好，数理计算也罢，无论拥有什么研究方法，均不可能做出经得起推敲的研究，形成具有价值的科学结论。正由于历史文献资料是历史地理研究之本，谭其骧先生指出进入有文字以后的历史时期，如何搜集、整理，如何鉴别、分析文献资料，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关键性环节。而使用历史文献特别值得重视之处有三点：第一点，搜集资料要做到基本上齐备。第二点，不要把传说当作真实史料。第三点，不要轻信前人对古代文献资料所做的解释。无疑，谭先生所谈三点无论对于当下还是将来都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依据，这些依据与方法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研究方法指从事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这意味着研究方法不等于需要研究与解决的科学问题，只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手段。就历史地理而言，无论传统的历史文献分析、考证，还是当下盛极一时的GIS技术，均是以历史文献记载或考古发掘为依据从事研究的手段，其间的差异，仅在于因问题不同而采取相宜的方法，而无高下之别。史念海先生在《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一文中谈到陕县故城附近黄河河岸距水面的高度古今之变，其中引用《三国志》所载东汉末年汉献帝在董卓追赶之下渡河一事，由于河面距河岸很高，宫人用十匹绢系在献帝腰上，由高处缒下，得以上船。十匹绢为四十丈，折为两股系在身上，约二十丈，去掉结头与古今度量之别大约40米。40米应是东汉末年黄河陕县一带河岸与水面间的高差，如今河岸与水面之差为50米，这一高差变化应是1700年以来黄河在这一河段下切造成的结果。史念海先生利用文献考证成功地解决了东汉以来黄河中游下游下切速度问题。葛全胜等《1736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梅雨变化》，利用清代雨雪分寸记载与气测降水资料，复原了1736—1911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入出日期、雨期长度，重建1736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雨量变化序列，并根据梅雨期长度与东亚夏季风指数之间的关系，分析了1736年以来东亚夏季风的强弱及与之对应的雨带位置阶段性变化特征。这项研究中引入回归分析，并借此确定了1736年以来梅雨年际变化特征。这两项研究采用的方法并不一样，但均成功地解决了问题。科学研究中，方法的应用在于解决问题，而发现问题则是创新的根本。历史地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导致解决问题的方法必然具备多样性，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只有针对解决问题的需要而采取对应的方法，有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才能实实在在地将科技进步融入历史地理研究之中。否则，不是方法服务问题，而是因方法而方法，因技术而技术，结果本末倒置，甚至牵强附会，将创新误认为方法的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