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历史问题”调查：余秋雨在1975-1985 ( 摘要(2)

并不是所有被调用例程导致的错误都要处理，有些错误是可以忽略的。当时大总统、副总统以国家安危为前提，不得已而行此临时之策，虽然手续上有些错误，但从用意和结果上都是出于至诚至善之心。

孙光萱：事实基本已经清楚了

原“石一歌”成员，后来成为清查人员的孙光萱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道：“康平路在总部开大会，批判朱永嘉等核心成员，我也去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把外围组织计算在内，共有三百人。经济组、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下面都有一些外围组织，但是都是单线联系，我在的”石一歌“属文艺组的外围组织，但文艺组里有些人我也根本不认识，后来开会有时到市委党校和其他地方。我们也自查，写揭发材料，1977年12月，文艺组党小组进行改选，孙光萱被选为党小组副组长，我力辞不掉，后来只好遵命。”

孙光萱记得，当时清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查不下去了，因为很多文章就是多人合作，一个人写好了别的人参与修改，有时历史组、哲学组的稿子也有文艺组的人参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办法弄得特别清楚。

清查分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拘留，人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第二种是采取组织措施，或者隔离，或者留机关。当时，文艺组负责人陈冀德就是被隔离了。第三种是属于说清楚对象。文艺组共16个人，有八九个人属于说清楚对象，其中有姚汉荣、徐缉熙、高义龙、余秋雨、陈孝全、戴厚英等人。

清查工作结束以后，余秋雨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回到了学校。

3 复查

20世纪80年代初，市里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不过，“余秋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学校复查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包括评职称到他担任领导。”

在复查的时间上，原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总支书记周培松的叙述与F有一些出入。但是，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两位讲述者都已经年过七旬，有些细节已经很难再次还原了。朱永嘉博客我了解的姚文元

“1979年的上半年，上级给我一个通知，说有一个会议叫我参加，我去了，地点在市委办公厅，老百性称之为‘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有解放军站岗，我说明情况，他就放我进去了，到了一楼一个房间里，有六七个人也坐在那儿，时间一到，我们就开会了，当时主持人是夏其言。夏其言还说，我已经回到单位，又只好赶回来，跟大家再商议复查的问题。因为写作组要清查的人比较多，他们已经都查完了。有少数几个人，大家在对他们的问题上意见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复查，其中就包括戏剧学院的余秋雨。

“余秋雨很晚才在清查中‘说清楚’，他人回了戏剧学院，需要复查一下，复查时我们另派人与你们联系，当时市里面有一个‘清查办公室’，副主任好像是邵幼民，他原来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两三个单位，他们也有复查的任务。回来后我就把这个情况向院党委汇报。当时党委书记是何添发，还有一个副书记叫胡志宏。当时有纪委副书记王颖儒，党委办公室主任沈炜元。后来任命了两个清查组组长，组长是丁瑛，副组长冯少唐。后来复查小组做了很多工作，了解情况，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市里来了一个联络员，叫钟德秋，他后来来过学校几次。隔一阵来一次，听取我们对余秋雨的复查情况。

“余秋雨有不确定的一面，事实部分也有不清楚的一面，所以清查组在大多数时候意见一致，有时不一致，比如怎么给他定性，就不一致，原来夏其言他们清查的时候给他定性是‘一般政治错误’，我们复查的时候就反复权衡，这是高了还是低了，这是复查的内容之一。把这个情况了解以后，就找有关人员谈话，查资料，对照政策，复查组没有人说他是定高了，但有人认为，对余秋雨的结论偏低，有人认为可以了，就这样不要动了，维持在‘一般政治错误’上，这两种观点后来趋于一致，我们主要是搞清事实，搞清当事人走过的历史轨迹，而不是简单下结论，如果简单下结论，容易先入为主。把事实搞清楚后，这个人的面貌就基本清楚了。他走的什么历史道路也清楚了，以后别人也更了解。后来形成的一致意见是，既把事实搞清，又不轻易推翻写作班清查组的结论，这对他们的意见也是一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