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维斗 清华大学一场场严重的雾霾肆掠北京时，清华大学原副校长(2)

江阴市调查的这个项目，反复出现在了后面两次对付林的举报中。北京海淀检方对付林的第二项指控“挪用公款439万”所涉项目，也正是江阴市公安局调查的项目。

要把江阴市公安局调查的这个项目说清楚，又要说几份合同——这依然是一个合同的故事；而要把这些合同说清楚，就涉及到付林的另一家公司华清泰盟。

2010年8月，付林让曲燕注册了华清泰盟，法人代表是曲燕。公司成立的背景是付林团队即将拿下大同同煤集团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供暖改造工程。“之前的环能瑞通根本没有管理可言，引来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如果能把大同项目拿下来，大家感觉可能有机会，希望有一个干净的平台来运作。”张世钢说。

此后，在科研成果转化的项目中，同是付林团队的能源所和华清泰盟各有分工：能源所主要负责项目规划设计，而华清泰盟主要负责设备的设计、监造、调试等相关业务。

大同的项目是付林这项技术第一次在现实中运用，很多人吃惊地看到，在不增加能源消耗的情况下，被改造小区的供热面积增加了50%。但更具诱惑力的是这项技术的市场潜力，山西大同这个项目不过是个小型工程，合同金额已经上亿，而大型的城市能源改造工程动辄几十、上百亿。合作邀约纷至沓来，商业世界笑脸盈盈对付林招手。

直到华清泰盟成立时，付林团队才第一次给公司找了“法律顾问”——一个即将从学校毕业的、实战经验不足的法律系学生。付林的技术开始走向市场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付林注定是昙花一现。他就像个小娃娃抱着大金砖走在路上，自己还不知道危险。”

大同项目成功之后，最积极来找付林合作的是一家叫江苏双良的公司。“其集团高层几次到北京找江亿院士和付林谈，希望独家技术合作。”张世钢说，但最终双方没有谈成。

紧接着是双良的山西子公司来谈项目合作。付林团队负责商务的边兵对此印象深刻：“2011年1月大同项目刚刚投产，他们就找来了，说是山西有8个电厂要改造，催着我们赶紧开始做调研。我们干到春节那天才放假，大年初三又开始上班。倪维斗 清华大学”

付林的“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在应用中涉及两方面，一是对电厂的改造，二是对城市供热系统改造。这类事关民生的项目非常复杂，首先要有专业机构做可研报告，评审通过之后才能立项，立项之后才进入商业环节。因此，山西双良和付林团队签订的第一份有实质内容的合同，就是关于可研部分的。2011年3月，山西双良与能源所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是电厂改造的可研合同，另一份是城市热网系统改造的可研、以及初步设计的合同。

张世钢介绍，这两份合同均没有填写合作金额，因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研、设计费都是按工程总金额的百分比计算，而当时可研都没有做，所以根本无法知道工程总金额。他展示给记者的合同上，合作金额处确实为空白。

“这两个合同其实都没有执行，因为很快山西双良又提出让我们做技术总承包，也就是把可研、设备监造、施工指导、系统调试等等全包给我们，所以又在谈一个新的技术总服务合同。”边兵说。

然而问题在于，边兵所言那两份“并未执行的合同”并没有走作废程序，这成为这个故事中最大的一个悬念。

在协商技术总承包时，因为涉及到设备监造，华清泰盟就出现在了这个合作中。2011年4月18日，山西双良、能源所、华清泰盟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主要内容是山西双良支付技术总服务合同中的可研和设计费用的首期预付款600万元。支付这笔款项的原因是，2011年4月25日，山西五个电厂的可研报告要送国家电规总院进行评审，而参与可研报告的还有华北电力设计院等三家机构，它们在评审之前必须拿到服务费。

这份三方协议的甲方为山西双良，乙方为能源所与华清泰盟，协议上明确约定“甲方首期预付款600万元根据技术总包协议付至北京华清泰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