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假话”写不了作文，语文教育哪里出了问题？(2)

在高校执教二十多年，陈跃红发现，大学老师时常都在抱怨学生们写不好文章，主要问题是逻辑不清，文体格式不对，结构不严谨。不少理工科学生写课题申请书、拟学术报告稿子、写研究论文等，常常表达不清，使得教授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在给学生改文字文本上，有的学生甚至连给老师写电子邮件的基本格式都不懂。

“这种现象在中国高校是普遍存在的。”陈跃红说，即使在汇集了全国顶尖学子的清华、北大，仍会感到学生写作能力的差欠，所以近几年，清华等高校都在下大力气抓学生的写作与交流教育。

重视启发孩子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芬兰教育模式”在课改初期也被一些学校和社会机构引入国内，但真正落地的并不多。“以我了解的情况，现在的作文教育模式并没有比我小时候好多少。”许佳说，很多家长把二三年级的小孩送来时，反馈最多的问题就是孩子没有阅读和写作的兴趣了。

主要问题在教学方法上。很多中学课堂仍在沿用“学生阅读朗诵-老师串讲中心思想”的模式，这不是老师一个人所能改变的，是生源质量、应试要求、教学评价等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语文教学的问题，一方面，中学老师在使用话语霸权；另一方面，老师又是失去话语权的群体。照本宣科，教材规定什么，就讲什么，不敢越雷池一步，还有人专门研究试卷，根据考试需要决定教学内容和形式，原因就在老师怕学生考不好。”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蔡伟说。

应试教育的要害是阅读指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在《语文教育的弊端及背后的教育理念》一文中指出，“应试教育将学生的阅读范围与视野局限在死记硬背教科书和高考复习参考书，造成学生文化、精神空间的极端狭窄；在写作指导上则引导、鼓励学生说假话、说考官和权势者要求自己说的话，不说真话，不说自己的话。应试教育下的写作教育，就是培养各式各样的八股，全是空话”。而培养什么样的话语方式就是培养如何做人，“说别人说的话就是奴隶，说假话、大话、空话，讲歪理，就是奴才”。进行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改革，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学会像人那样说话，像人那样思考问题”。

最近十年，语文应试在商业化夹击下被继续强化。实施“新高考”后，语文学科在高考中的权重得到提升，语文培训需求得到释放。据艾瑞咨询数据，2019年，中国语文行业市场规模达395.8亿元，同比增长22.1％，其中，作文类课程培训占比为52.3％，是语文培训的主要模块。“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举办的“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指出。

中学语文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1998年，王丽带着这个问题去采访了钱理群，“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小学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教育的问题。其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的精神价值的失落。”钱理群说。“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实利性教育, 就是急功近利, 不注重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培养。”

这一回答如今依旧适用，在钱理群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些年所贯彻的教育，也还是被拦腰砍断的教育，是片面的、残缺的、丧失终极目标的教育。”

所谓“片面”“残缺”，是以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举”理念为对比，即军国民教育（即现在所说的体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钱理群认为，前三者是教育现象学的问题，服从于现实需求，世界观教育则是告诉学生如何看待物质世界，追求对人格的培养，是超越政治和科学的关怀，美育正是超越现实到达彼岸的桥梁，甚至可以替代宗教。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经世致用，看中实用性、功利性，导致国人缺乏想象力和终极关怀，无法接受超功利的美育，美育在今天被缩小成了音乐、美术课，这也使今天的教育成了“半截子教育”。

语文到底怎么教？

2007年秋天，从头带高一理科实验班的董玉亮做了一个实验，他找来班上几名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让他们按高考要求在两个半小时内做完一套卷子，结果最高有120多分，最低的也有110多分，学生不知道，那就是一套高考真题。“在没有任何训练和暗示的情况下，裸考120多分，所以这三年到底要教什么？”董玉亮想，“如果一直做应试训练，没准分数还下降了。”

不久，北大附中就开始了一场备受争议的教学改革。2010年起，学校取消了原来的教研组，按照课程体系建立了4个学院，行知学院主要围绕国家基础课程展开，董玉亮就是行知学院教师。其余三个学院各有偏重，比如元培学院偏理科，博雅学院则以文科为主。学生也不再像传统教学模式那样坐在固定的行政班里等老师来，而是按照自己选择的课表去不同教室上课，类似于大学生上课模式。

改革后，语文课程将原来高中阶段5本必修教材分类整合成4本，对应在高一一学年学完。学生到高三进入预科部，做应试训练。董玉亮所在的行知学院在高二阶段开设了17门经典专书阅读课，他本人每个学段都会开设《鲁迅》《论语》和《古代文化史》三门课。

以《鲁迅》课为例，第一单元是给鲁迅“撕标签”，褪去“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新衣，还原鲁迅真人，看他是如何做儿子、父亲、学生、老师和丈夫的。为此，学生要了解周伯宜对鲁迅的影响，鲁迅对儿子周海婴的教育，读鲁迅妻子许广平写的回忆录和鲁迅身边人对他的评价，以及参考鲁迅自己在“五四”运动后写的一篇著名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倡家庭改革，反对父权在家庭中对子女的羁缚。

对比之前学生读完朱自清《背影》后所写的“父亲”，董玉亮发现，学生读完《鲁迅》“父亲单元”后，所写的“父亲”与“我”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父亲如何影响了“我”、“我”又如何改变的了父亲，会读到父子相处中的冲突、反思、变化与依恋，学生笔下的父亲在“我”的生命中、又不在“我”的生命中，而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我看到的山一样的“父亲”形象。

“这些东西不是老师教给学生的，学生自己读完之后，就想写，就想表达，会写出上万字的文章，至少都是思辨层次上的创作内容，学生收获的也不仅是写作能力，还有对社会和人生的关照。”董玉亮说到这里格外激动。

理论上讲，学科素养提高，考试成绩自然不会差，但在北大附中的教育改革中，最大的反对声音就是“影响了学生高考成绩”。北大附的一些毕业生戏称2010年是“最后的辉煌”，当年高考，该校600分以上学生总数多达224人，位居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名，进入北大清华的学生超过50人。但到了2018年高考，北大附中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减少为22人，居“海淀六小强”最后一名。但在董玉亮看来，这恰好是素质教育改革效果的体现——不再以应试成绩为唯一考量。

在北京，像北大附这样的教育模式仍是少数，而类似这样的教育改革也很难得到推广。今年高考放榜后，南京一中就因素质教育改革后高考成绩下滑遭到围攻，家长举着“一中不行”“校长下课”的标语围堵在学校门口。事后，南京一中认错，发文宣布调整高三教学方向，“为应对新高考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方法”，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

韩健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她看来，既然高考仍是多数人一生中最公平的选择机会，那么即使学校不教应试，学生自己也会出去补课。实际上，北京高中阶段补课最疯狂的就是就教改先锋学校的学生。

但这已经远远地偏离了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钱理群认为，从语文文学性的一面来看，中学文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唤起人的想象力，探索的热情，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

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构建自己精神花园的时期，在漫长的人生流浪中，这个精神世界将是一个人内心的栖息之所。当孩子们走出校园，面对社会黑暗与现实落差而痛苦时，是否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与之对抗？钱理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小学教育的影响是辐射到人的一生的。”“光明的底子愈深厚，抗衡黑暗的力量愈强大。尽管他们会有困惑，有妥协，有调整，但终究不会被黑暗所吞没，更不会和黑暗同流合污，而能够最终守住从青少年时代就深深扎根在心灵中的做人行事的基本原则和底线。”这正是包括语文在内的中小学教育的影响和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