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晚期完全可以治愈(3)

患了癌症该怎么办?我认为需要理智，急不择医是很危险的。决策的错误将导致生命的永逝，后悔就迟了。做手术、放疗、化疗都不应该是首选方案。因为这些治疗方法都会损害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治疗后都会饮食减少，精神瘫倒。现在西方为什么要倡导“与癌共存”呢?这表明选择“共存”比选择治疗，生存的希望要大。

美国的癌研究者哈定的结论，是经过治疗者与不治疗者的对比调查所得出的;我的结论则来自我自己对这两种治疗方法——手术与化疗后所产生的效果，根据推理所得出的主观判断。我这个判断是提供给癌症患者作为治疗选择的意见。但我不否定某些癌症也有必须做手术的，因为每一个具体的病人，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不过，把手术作为首选办法，却是不可取的。通过对过去治疗的认真总结，美国发现2005年癌症病人的死亡率首次降低。此前每年都在升高。这个现象说明，认真总结教训，普及治癌常识，普遍宣传癌症是慢性病，消除恐癌心理，提倡与癌共存，才得到这个痛苦的收获。

作者为此采访了很多的患癌后的痊愈者，得出如下结论：

(一)原来认为癌症是病毒感染的病因学说错了，所以，在这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判断和治疗方法，都应该说是错误的。

(二)“癌症必死论”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晚期癌肿必死、转移必死、腐烂必死，都是错误的。因此，癌肿的分期学说对癌症死亡的判断也是错误的。

(三)治癌无专家。因为，他们的判断经常出错。

(四)治愈癌症最重要的方法不是切除或化疗，而是改变环境，改变心境。

(五)悲观失望和害怕，是治癌的最大敌人。

(六)手术、化疗、放疗都是与癌拼命之举，不是好方法。

十、治癌的最好方法——改变指向性

什么叫指向性?既然人体里的所有细胞，都含有癌基因。当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有序的时候，细胞的癌基因就会老老实实地服从管理，“努力工作”。但是，由于某些条件的刺激，例如心情郁结、空气污染、饮食不洁、工作劳累、思想混乱等长期干扰，使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失序，癌基因就会发生异变。这时候，就是人的生理或心理上产生一定的指向性。也就是部分细胞的癌基因指向癌变，而不像正常时候那样了。

“阿兰?开普勒19岁时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于196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生物学系。他当时考虑去医学院，而且还记得在纽约大学入学面试时主考官问他为什么想当医生。他回答说：'我想治愈癌症。’结果，他在洛克菲勒大学学习了6年癌症，最后获得了生命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经历大都着重于研制化学疗法新药剂和了解这些新药剂作用于DNA的机理。”阿兰没有以他的所学的专业谋求工作，而是创建了种子公司。由于工作忙，压力大，他的腹股沟两侧出现淋巴结增大。“扫描结果显示从颈部到腹股沟有25个至30个异常淋巴结，其中两个做了活组织检查，并送去诊断。诊断结果是混合细胞淋巴组织瘤。”医生告诉他只能活7年，过不了两三年就会恶化，建议他做化疗。阿兰说：'我是分子生物学医生。我可是知道那种讨厌的东西是怎么折腾人的。我知道身体受到药物毒副作用伤害后也不会苦尽甘来。’(阿兰是化疗专业的学士自己不相信化疗。这说明，学问只能够做参考，不能迷信。)“从1989年11月开始，他进行严格的长寿饮食法治疗”。前7个月的时间里，症状没有任何变化，既没有出现新的淋巴结，已有的也没改善。1990年9月，淋巴结开始缩小，10月底，腹股沟淋巴结完全消失了。后来，他又积劳成疾，加上放弃严格的饮食。1993年初，又发现右侧牙床开始发炎。左耳感染，出现脓肿，颈部淋巴结又开始肿大，一共出现6个异常淋巴结。右手三个手指出现皮疹，继而发脓疱流脓……阿兰就改用草药和食疗，不到两个月，他的颈部淋巴结缩小了。阿兰还认为，“关键是忘掉自我，忘掉自己的思想，让身体自我康复。它知道该怎样做。”阿兰的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人的生命有自我维护的能力，它知道该怎么做。

淋巴癌是因为淋巴液走遍全身，西医对它表示十分悲观，十分无奈的。然而，在阿兰身上，奇迹般地消失了。许多晚期淋巴癌患者出人意外地恢复健康，证明只要生命仍然存在，它就会为维护自己的生存而努力恢复它的序性，患者就不必悲观。笔者总结所有癌症患者的癌变及其发展，乃是因为人的生理和心理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只要改变这种指向性，就能创造治愈癌症的奇迹，办法很简单：改变环境;改变患癌的指向条件。

(注：本文资料来自安德鲁?韦尔《不治自愈——发现和提高人体自我康复能力》，洪漫，刘立伟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1月)。

我的一个好朋友是个法国华侨，侨居十多年就成了富翁。这反映出他的忙碌和辛苦。住院之前还在工作，而且没什么感觉，是生气勃勃的。据说是血液化验查出是癌症，就马上住院了。还只有50多岁就得了肝癌，没治疗几个月，就亡故了。

浙江省很有名的农业厅厅长孙万鹏，1987年他担任黄岩县委书记，发现肝癌晚期。医生要他立即住院治疗，他拒绝了。因为，他的父母都在1985年得肝癌，住院治疗死于医院;他的大妹妹，1986年得肝癌，住院治疗死于医院，都不到一年时间。他觉得自己放下工作住院，要做手术、打针、用药，什么事都不好做了，也活不到一年时间。还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写点东西。他在家里支起病床，卧床著述。肝痛发作，就吃辣椒止痛。有时候他妻子买一些草药胶古兰给他服用。每年他都出一本书。到1994年，他去医院检查，肝癌消失不见了。2006年我到杭州看望他，他正从张家界回来，身体十分健康。

孙先生之所以能健康地活着，一是得益于他没有听医生的嘱咐，要是他真的住院治疗了，做了手术或化疗，会不会与他父母、妹妹一样当然很难说，但我相信决不会像现在这样兴致勃勃的。二是他吃辣椒止痛有可能发挥一些作用。我国中医治癌专家郑文友认为，癌症基本上是寒气凝结，要用温热的药物。我发现，如果癌患者用的是中草药，只要能止住了痛，就说明有效，可以长期服用。三是本文最重要的一点，孙先生改变了他的指向性。他担任县委书记，工作劳累，又是个清官，又是个要强想做好自己工作的人，两头受气。有时候气无处出，只能郁着，没办法发泄。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得肝癌的。我发现很多肝癌患者都有肝气郁结的环境背景。环境舒畅、生活轻松、乐观通达的人是不容易得肝癌的。我认为孙先生肝癌之所以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因为他卧床之后，百事不管，他的思想只顾一心著述，如何把他的灰学理论写好，而不是常常在想着死亡——细胞癌基因的指向性改变了。最近，来了一位朋友，他说自己的一个亲戚，在北京做生意，某次检查身体，医生说他得了肝癌，而且已是晚期。他不相信。于是连着检查了五个医院，结论完全一样。于是他把自己的生意全部打点好，留了20万给读大学的儿子，便出门旅游。游遍全国，回家后再去检查，肝癌不见了。为什么?生意劳累忙碌，产生了癌症;下决心不做生意，改变了指向性。

近郊有两个农民，60多岁得了癌症，住院治疗，钱花光了，医院也认为没法治了，就告诉家属，便把他抬回家。岂知慢慢地不治而愈了。现在两人都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原因何在?原来他们回家后，觉得家里也已无钱，自己反正年岁已高，治病徒劳，就死了一条心。这一死心，改变了指向性，癌症痊愈了。

(十—)郑文友中医中药治癌

读者请不要认为我在为郑文友做广告。郑先生已于去年亡故，但是，我们都应该记住他所做出的贡献。郑先生原是长春汽车制造厂卫生处药材科的会计。由于眼见这些草根树皮产生治病的疗效，60年代开始自学中医，也为一些亲戚、朋友治常见病。这些治疗使他积累了不少中医临床经验。中医治病的方法与西医不一样，讲起来很复杂，用起来很简单。因为中医认为生命就像一艘不停地向前驶着的船，生病(癌症也一样)就像船身在行驶中发生的不平衡，也就是阴阳(寒热虚实)的不平衡，医生的任务就是调整它的平衡。只要平衡，生命就会继续向终点行驶，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某天，郑文友的家乡老朋友史越发颈部生了一块癌肿，连面颊都肿起来了。他领着儿子找郑文友交代身后事，要求郑文友在自己死后能关照一下他的儿子。郑先生劝他不要着急，有病就应该住下来找医生治疗。可是，郑文友就是找不到能治癌的医生。于是，他就试着为史越发配了几付中药，又用另一些药外敷，一周后竟然发现肿物收缩，粗肿的脖子明显消退，头也不痛了，此后就逐渐恢复健康。

当史越发回家后，邻里以为他遇到了神仙。接着胃癌患者林殿修的妻子手持一张“病危通知单”找到了史越发，再而找到郑文友。经郑文友治疗了十多天后，林殿修健步走进了他的家向他道谢。于是，郑文友向厂领导递交了一份“交代材料”，阐述自己治癌的经过。但他不仅没有得到鼓励，却是谁也想不出来的：驻厂的军代表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句话，差一点就扼杀了这个治癌的幼芽。人类的很多发明、创造，都始于一时的“心血来潮”。但它的“存活”或“死亡”，无不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个人的性格。郑文友当时的环境十分恶劣，但他却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战斗者、实干家。

1976年，郑文友的妻子刘淑云患了鳞状细胞癌，左鼻背生了一个1.5×1.5的肿块。医院的医生认为鼻部必须切除，但“术后放疗不保证能否复发扩散，不保证缝合后是否口斜眼歪”。郑文友与妻子协商后决定自己试着治疗。他不仅治好了自己的妻子，还同时治好综合分厂甲状腺癌患者孙桂珍和工具分厂胃癌术后复发并贲门转移患者宋全等人。他认为：致癌原因不是因病毒遗传所形成的;呼吁停止以毒攻毒的化疗措施。他认为自己可以与首都治癌专家比比看，是中医中药治癌好，还是西医西药治癌好。他将这些想法写成“启事”，贴到了日坛肿瘤医院门口。敢与一个有名的肿瘤医院比本事，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认定西医治肿瘤的方法有根本性的错误，岂不怕被人耻笑?岂知这张“启事”却为他赢来了3个月的拘留。

1984年，郑文友应聘为北京燕山肿瘤医院副院长兼主治医师。许多胃癌、贲门癌、宫颈癌、肺癌等患者被治愈。他们来燕山肿瘤医院求救的，而后被治愈。按西医的分类法，癌症种类之多，检查项目之杂，不可胜数。可是，郑文友的治疗经验却十分简单，因此，不管什么癌，都可以治。要是人们一开始就能相信自己的'国宝’，相信中医中药，就不至于有如此众多的患者死于治疗了。

到燕山肿瘤医院求治的患者，90%是几经大医院化疗、放疗后，西医束手无策，被下了病危通知书的。丹东建筑工程学校的王景波得胃窦癌，术后消瘦不堪，家人非常恐慌，送他到燕山肿瘤医院治疗38天，满面红光返回丹东。王景波还记录了许多经省一级医院“宣判死刑”的许多患者治疗后恢复健康的事实，证明中医中药不仅能够治癌，治好癌，又不会伤害身体。而且，费用极低。

中医认为患癌症的原因，是痰瘀气血壅塞，用活血化瘀，化痰软坚，扶正驱邪，治好不少的癥痂积聚，实际就是癌症。只是没有称为癌症而已。过去有许多人认为中医不会治癌，实际是个笑话。为什么?这是因为称呼不一样。就好比讲外国人会养doog，说中国人不会养doog，只会养狗，这不一样可笑吗?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治疗癥痂积聚的方剂，实际就是治癌药方。但是，我们却没有把癥痂积聚解释为生癌。我们没有开设治疗癥痂积聚的专科与癌症专科唱对台戏，而却倾心于中西医结合。我认为，在治疗时，中西医结合有时候固然需要，但唱对台戏对学术研究与进步来说，似乎更为重要。道理何在?读者自己思考。

郑文友在深圳开设中医肿瘤医院，几年内，全国发展了分院百余所，包括香港、台湾、日本、泰国等处。郑文友先生开了一个个先例，是一个先驱者，是值得我们记念的。可惜的是郑先生去年亡故了，把他的事业也带走了。我的朋友潘疏影，特意到深圳郑文友中医肿瘤医院一看，带来不好的消息：医师走了，没有住院病人，只有郑先生的媳妇在卖郑先生留下的治癌药。郑先生如泉下有知，应该责问谁?第一，是我们这块经常自毁的文化土壤;第二，是中医文化接班难;第三，是郑先生自己的保守意识。

我认为，医疗是病人把生命与健康交给医生。医生只有通过治疗才能获取经验，因此，医疗的经验是医生靠病人的信任和支持得到的，因此，决不能作为医生的私有财产。由于市场介入了医学。医生在医疗中得到的一些经验，被作为专利商品，作为知识财产，不能外传和普及。郑文友先生也受它的束缚，死前不公开，死后藏之高阁。实际上，郑先生的这些所谓的专利，同我国古代一样只是一些经验成方，使用时，还得根据病人的不同，表现的不同，而需要进行辨证论治，还不是拿来就可以随便使用的。因此，郑先生死后，尽管他留下了专利秘方所制成的药物，其他人没有学会和掌握这种使用的经验，他的医院生意也就不好了。

人总是要死的。人所创造的东西却不应该是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郑先生故去了，可是郑先生的医院也随他故去，确实让人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