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谈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

对潜意识的开发与运用有独到建树，出版有荣获世界纪录的第一本作者自梦自析的《梦的启示》及《世界名人名梦经典》等著作，并译成中、英、泰三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2014年起，中国出版协会开始联手以人天书店为理事长单位的全国馆配商联盟、地方出版集团办会，将交易会打造成一个业内统一开放、资源共享的交易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整合业界资源，建立统一行业标准，规范馆配交易行为，维护馆配市场秩序，更好服务于地方全民阅读和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一直担任私人教师及写作一些关于流体静力学的文章，但他却没有出版任何著作，其间发明了用来测试金属纯度的比重秤 (hydrostatic balance)。

《统一与分裂》一书的人和事

中国的“统一与分裂”这个话题应该是二十世纪才出现的。

宋朝实行中央集权，由他统一掌握，由于辽与西夏的侵扰，北宋灭亡，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至1126年，在国家职能上统一与分裂 葛剑雄，置民族矛盾，中原暂告统一。前 221 年)秦军攻灭赵国(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等地)、韩国(今河南中部)、燕国(今河北中部北部、辽宁大部等地)、楚国(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大部等地)、魏国(今河南中部偏东)、齐国(今山东境)六国统一中国的战争。接下去“鸿归早”三句,要借鸿雁带讯问候故都父老.大梁,是战国时魏国首都名,即北宋汴京.范成大曾于孝宗乾道六年为“祈请国信使”去金国索取河南“陵寝”,一路有诗,其中《州桥》诗写他在汴京州桥看到父老们切盼恢复中原的心情,“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这些方方面面的困惑都促使你写这本书。

葛剑雄：1987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组织一套中国政治丛书，我就把这些思考写出来，后来出版了《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到了1988年，学校发出通知，征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我把书稿的主要观点写成《统一分裂和中国历史》应征。我的论文入选教育部的理论研讨会，我去南开大学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组成评委评选出席全国理论讨论会的论文，我的论文再次被选中，另一篇是北大罗荣渠先生的。北京的讨论会是当年12月开的，当时上海参加的有八个人，复旦大学的蒋学模、顾国祥、叶易还有我，上海社科院的俞新天、李君如和陈锋，还有一位宝钢的代表。带队的是新任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副部长刘吉是大会文件起草人之一，同去的还有理论处处长吴修艺。会议很隆重，胡启立颁奖，每个人都给发了一千块的奖金。

回来以后，上海社联等又开过讨论会，我就写了第二篇《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普天之下》这个书印了两版，一万多册，之后就没印了。后来台湾锦绣出版社到上海，要组织一套书，我就增加了一些内容，写了这本《统一与分裂》。这本书在台湾先出，过了两年三联书店的版本才出来。

统一与分裂以及疆域与领土

统一与分裂的概念，在二十世纪以前，在历史学家和编史书的学者那里有没有？

葛剑雄：我们对统一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大一统，就是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还有一种是基本上要恢复到前朝的领土。比如宋朝，是要恢复燕云十六州的，所以统一大业一直没有完成。但如果分裂的双方或各方面都接受了，就不能算分裂。如云南的大理国，北宋建立时就已存在，赵匡胤说非我所有，所以双方一直相安无事，这就不算分裂了。以前往往认为一个朝代建立了，统一就恢复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古代没有“世界观”，只有“天下观”。一方面认为“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方面又认为处在华夏诸族周边的蛮夷地区还没有开化，没有必要去统治。对占不了的边疆，还有一个自我解嘲的办法，叫“守在四裔（夷）”，就是让蛮夷替华夏守边疆。俄国占了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清朝上下其实很麻木，没有那么紧张；直到日本人打过来才受到刺激，天朝大国还对付不了蕞尔小国。

中国的疆域应该是在清朝时定型的，这个疆域的具体形成过程是怎样的？

葛剑雄：清朝把明朝的疆域都继承了，谈不上侵略扩张。清朝入关前已经拥有直到外兴安岭的疆域，包括内外蒙古在内。每一次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统一一次，疆域就大一次。蒙古统一把西伯利亚这一块都带进来了，北魏把兴安岭一带带进来了，都是这样的。西藏是从元朝开始归中央政府管辖的，明朝继承下来，封了法王，设置了各级机构，朱元璋还专门派人去过。以后明朝中央政府的确不大管西藏，但是因为西藏地处内陆，既没有闹独立，也没有被外国占据，当然还是属于中国的，这是没有话讲的。到了清朝，跟西藏关系更密切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蒙古人已经信黄教，蒙古已经有了活佛统一与分裂 葛剑雄，还出个一世达赖喇嘛。西藏成了蒙古人的宗教圣地，大批蒙古人迁入西藏，西藏的世俗领袖经常是由蒙古人担任的，他们成了西藏与清朝交往联系的有效媒介。

谭其骧先生讲，中国的版图是在十八世纪中叶才定型的，这也是清朝的极盛疆域。在这一范围内，清朝都设置了行政区，进行有效的管理。但在边疆，由于人口稀少，有不少地方还是无人区，所以都用军事监护的方式进行统治，由将军衙门兼管民政，比如伊犁将军、黑龙江将军。为什么后来黑龙江以北都给俄国占了呢？当时清朝还是认为普天之下都是我的，与俄国签过《尼布楚条约》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俄国人签了条约以后继续不断移民，清朝却继续对东北实行封禁。俄国人到黑龙江以北如入无人之境，所以自称为“新土地的开发者”，不承认是侵占中国的领土。尽管这样，《瑷珲条约》还规定，江东六十四屯还是属于中国的，因为屯里住的都是中国人，到后来俄国人才把我们赶过来了。这样，1860年以后，黑龙江以北就没有了。乌苏里江以东当时是中俄共管的，但是管到后来，俄国人依靠武力就强占了。所以清朝从1860年以后赶快开放东北，大批移民进去，不久又开放内蒙。这样东北到“九一八”时已经有三千万中国人，日本无法直接吞并，只能通过伪满洲国，同时加紧向东北和内蒙移民。

这是运用领土策略了。

葛剑雄：在西方人那里，国际法产生出来，就形成领土概念了。这和版图、疆域都不同，承认事实叫疆域，主权就不一样了，是在这样的空间范围内拥有全权。而且疆域的概念只是地面的，领土的概念要大很多了，往上是领空，往下领海、底床、底土。国际法也是逐步形成的，领土的概念、签条约的概念，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我们签的第一个关于领土的条约《尼布楚条约》很有意思，条约里没有汉文，有满文、俄文、拉丁文，拉丁文是为了防止分歧的。当时认为东北不仅是清朝的，还是满族人的，跟汉人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一直把东北作为自己的后院，汉人不能进。

如果不是外敌入侵，还是不会形成领土的概念。

葛剑雄：是的。所以我们所谓的版图就是地图，我们为什么叫疆域而不叫领土？疆的本义是界线，域是指一个范围，一片空间，疆域的意思就是皇帝确定的由自己直接统治或间接统治的范围。普天之下都是我皇帝的，我皇帝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再远的地方是我们不要，或者他们不配，没有资格。鸦片战争以后，在与西方列强和外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人才逐渐明白了领土、主权是怎么回事，才知道有国际法。

这个时候清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了。

葛剑雄：对。假设我家有一个院子，如果没有人进来，到底我的边界在哪里，这个是没有必要知道的。如果对方来了，就要画界线了，这是一个道理。因为要跟天朝以外的人接触，才有一个主权、领土的概念的。以前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但是外国，朝鲜却是我们的属国，这是很清楚的。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一定要管，法国侵略越南也是要去管的。因为日本已经学了国际法了，明明想侵占朝鲜，就逼中国先承认朝鲜独立，法国也是这样。还有琉球，日本开始还不敢独占，向清朝提出，是它占北面，清朝占南面。谁知清朝不要，琉球向清朝求救，朝廷也不管。琉球当时很可怜的，派出的大臣在北京像申包胥哭秦廷一样请求增援，清朝不睬他，他最后就自杀了。

历史研究与国家利益

历史研究追求的是真实，但是有些观念会被政治利用，作为学者来说，独立性如何体现呢？

葛剑雄：我一直主张，历史研究与研究成果的运用是两回事。对于历史事实的研究，这是没有国家利益的，也没有现实的利益，它只有一个目的：求真。它不会因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研究就出现两样的结果。但是在运用历史研究的成果上，是有国家利益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上一些敏感问题，如果的确涉及国家利益，而外界又不知道的，那我觉得为了国家利益，应该保密，我没有必要去公开。但是如果已经公开了，你保密也保不了。至于这个成果在什么情况下公开，就要充分考虑国家的利益。

如果说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得到了新的成果，的确是有利或不利于国家，那么在一定的时期，我们要保守秘密，这是应该的。如果一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就不尊重历史，那就不能够了解历史真相，也不能真正有效地为国家利益服务。比如说我们以前为了促进与台湾的关系，在课本上写：孙权的时候就派人到台湾去，但是不讲他们去干什么。实际上他到那里是去抢人的，这能证明什么？并不是说因为有国家利益，我们一开始研究就要歪曲事实，研究的过程是公开的，但是这些成果怎么发表，发表到什么程度，的确要考虑到国家利益，这个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问题是，我们对统一分裂的研究，不是对国家有害，相反对国家有利。比如宋朝，对外虽然“积弱”，但内部却从来没有分裂，在外敌入侵时也能保持稳定。从赵匡胤开始就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有的一直延续下来。研究这些历史经验，对今天是没有什么坏处的。所以这几句话我是一直重复的：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的结果。

我们讲的统一，绝不是要统一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版图。所以跟邻国之间，我们一方面要讲清历史，另一方面要面对现实。有一些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今天的世界上，大家应该看到，我们不能过多地纠缠历史，如果历史都要这样争的话，大家就要争到原始社会了。如果当时的人都有今天的观念，很多分歧就没有了。

原载《东方早报》2008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