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丨崔清明：​听我背儿歌，幼儿园阿姨脸色都变了(2)

有一次漂亮阿姨上图画课，给我们发了纸和彩色蜡笔，让我们凭着自己的想象，画一张自己最喜欢的图画。我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画些房子、小树，汽车、动物什么的，我画的是蓝天上飞着的直升飞机。

因为那年邢台地震，天上总有给灾区运送物资的直升飞机飞过，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具体的画面我早已记不清了，但漂亮阿姨那天对我的表扬，却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得当时她不光表扬我画的画好，还把我和几个小朋友的画挂在了教室的墙上，展览了好几天。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受到表扬，让我感到无上的荣光。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为自己有画画的本事。在别人显摆自己能耐的时候，我也能自豪的来上一句：我会画画。

我后来喜欢美术，能考上美术院校，从事了美术编辑工作，究其因果，可能这就是我学习美术最初的原动力吧，漂亮阿姨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了。

喜欢画画的孩子都喜欢看电影。我在幼儿园还有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二姐领着我去看电影了。

二姐比我大四岁，就在大学的附属小学上学。每当她们学校组织看电影，她就多买一张票，也带我一起去。

每次看电影，我一天都会充满希望，就盼着下午二姐能早点来接我。当听到阿姨叫我的名字，让我出来时，我就兴奋不已，知道二姐已经给我请好了假，带我去看电影了。

跟二姐看电影，有两件事我记得最清楚。一是他们班有个男同学去看电影时，不是把票装在口袋里，而是玩“派儿”的粘在嘴唇上，等到电影院时，票已被风干，贴在嘴唇上拿不下来了。那男同学一着急，使劲一揭，把嘴唇都撕破了。再就是一个电影里的情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群敌人开着汽车逃跑，路上汽车被地雷给炸了，一个敌人军官探出头来，看见女游击队长，大声惊呼：游击队。等我长大了一些，电影看得多了，才知道这部电影叫《南征北战》。

那时看电影比较简单，也是平时受教育所致，爱憎分明的就两个概念，好人和坏人。每当电影开演后，出来一个人我就问二姐，这是好人坏人。有时问急了，二姐就跟我说：别老问了，你自己看。没人给讲了，也只能自己傻乎乎地看个似懂非懂的了。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自己童年不够聪慧的原因，与一个事件有关。这事件我自己一点也不记得，只是听父亲讲的次数多了，才让我牢记在心的。

那时，在我们学校家属院通往教学区的路边，有一个早已干枯的正方形水池，池子的宽度也就在四十公分左右，高有五十多公分，这水池当年的用途我很清楚，只是解释起来很繁琐，来龙去脉的很费笔墨，这里就不再过多的描述了。

不知那天为什么没有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看着我，让我一个人在池边玩。我可能是要从池子里钩什么东西，一不小心头冲下的栽了进去，怎么挣扎也没法上来，卡在了那里。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否喊叫，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一个路过的叔叔看见了，急忙抓着我的双脚把我拽了上来。听父亲说，当我被救上来时，因为大脑缺氧，憋得满脸通红，呼吸困难，半天才缓过劲来。估计再晚一点，我也就没戏了。

也不知道我小时候的愚钝，是不是与这次大脑缺氧有关，但不管怎么说，我是幸运的。在愚钝和生命之间，我肯定选择的是后者。

我一直不知道救我的这位叔叔是谁？在当时，对他来说就是举手之劳，可对我来讲，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啊。现如今讲究感恩，但我不知这位叔叔现在何方，身体是否安康。如此这般，也只能在我心里表示感谢，默默地送去我的祝福吧。

我老想找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我童年的身体状况，但总没合适的，有个“体弱多病”的词儿，但也不适合我，我那时只是多病，身体还是挺健康的。

我那时得病，也就是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没什么大病。只是别的孩子可能半年一年的才得一次，而我却是经常的，用我父亲当时的话说，叫“三天两头”。

我天生扁桃腺肥大，每次感冒发烧都会引发扁桃腺发炎，控制不好时，接着是气管炎、肺炎的。最重的一次住了医院，还给我父母下了病危通知书。因为扁桃腺容易发炎，以致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做了扁桃腺切除手术。说来这都是后话了。

我爱感冒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小时候睡觉不老实，夜里总是蹬被子。有时父亲一觉醒来，发现我已光着屁股睡了大半天了。尤其是冬天，一蹬被子就着凉，一着凉就来个感冒发烧的。

为了防止我晚上着凉，父亲想了个办法，给我用旧毯子做了个长套筒，缝上两个带挂在肩上，每天睡觉时把它穿上，再蹬了被子也就冻不着了。这长套筒的形状，就像现在姑娘们穿的吊带筒裙，只是比人家的难看多了。

每次扁桃腺发炎，吃药过不了，就要到学校医务室打青霉素、链霉素的。去的次数多了，医生、护士都跟我熟了，会把小药瓶或废针管一类的东西送给我。我经常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玩，好在别人面前炫耀，尤其是那废针管，吸上水在小伙伴面前呲上两下，着实让他们羡慕。

每次得病，就能吃上一些好东西。那时我最爱吃的是马蹄酥，还有蜜桃罐头，用开水泼的藕粉也挺好吃的。妹妹比我小三岁，我生病时有好吃的，母亲也让她吃一些，只是那时她年纪还小，不知道是否记得。

记得有一次妹妹得病了，在我们家属院旁边的机关门诊部住院。星期天我不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去医院看她。其实也不是看她，我那时哪懂得关怀、慰问这些道理呢，我去的主要目的，不过是医院有好吃的罢了。

我虽然爱得点小病，但身体还是挺健康的，这健康的标志就是我那时特别的贪玩。

白天在幼儿园被约束和管教，晚上回家和小朋友在院里尽情地玩耍，无疑是我一天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炎热，大人们也都出来乘凉了。搬出板凳，摇着蒲扇，坐在一起闲聊。我有时玩的累了，就坐在大人旁边听他们讲话，大事小事听着懵懵懂懂的，但还挺来情绪。歇足劲儿了，再接着疯跑去。

有些好事的家长还把家里的破凉席拿出来，两张并一起铺在地上，一家人坐在上头，大人说话聊天，孩子们打着滚的折腾，好不开心。我也想把家里的凉席拿出去显摆一下，但父母就是不同意，真让我扫兴。

最让我看着眼馋的，是有的孩子拿着自己做的灯笼，在大院窜来窜去，那微弱的灯光在人群中游荡，忽隐忽现的，太有意思了。

我回家央求大姐也给我做个灯笼，大姐就学着别人家的样子，找来细铁丝，先窝好框架，再用旧报纸把它糊好，里面放上蜡烛，好歹给我对付了一个。这灯笼白天看着挺粗糙，不怎么讲究，但晚上点上蜡烛，再一看就漂亮多了。我兴奋地点上灯笼，在院里跟孩子们玩开了。只是这灯笼做的技术一般，一不小心把蜡烛碰倒了，把报纸烧了个大窟窿，让别人看了笑话。

天冷了以后，院子里的人少了，我就跟着大孩子们玩“官兵捉贼”的游戏。这游戏也简单，孩子们分成两拨，各占一个地盘算是自己的“城堡”，贼先跑出去躲藏，官兵再去追捕，把贼都捉完后，就算官兵胜利了。玩完一局互相调换，贼当官兵，官兵当贼，玩起来很有意思。这游戏有一个规则，官兵捉贼的时候，只要贼逃回到自己的城堡，官兵就不能捉了。就像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洋鬼子犯了事，你也没法抓他。

我最愿意当贼了，犄角旮旯的哪偏往哪藏，钻得浑身是土也在所不惜。实在藏不住了，就趁官兵不注意，赶紧跑回自己城堡，获得了“外交赦免权”。李强胆子小，围着城堡跑两圈就赶紧回城，每回都是最后一个才被抓住。

孩子们玩起来就顾不上时间了，每天都玩到很晚也不回家。每到天睌了我还不回家，母亲就着急了，打开我们家二楼的窗户，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冲着院里大声呼喊着我的小名：娃子，回家了。每当我听到这喊叫，就不敢再玩了，赶紧跑回了家。

那时我最怕母亲叫我了，因为母亲浓重的乡音很有特点，加上嗓门又大，总会引来孩子们的嘲笑和讥讽，有人还模仿母亲的声音来戏弄我，让我很不自在，总有一种被人羞辱的感觉。

1980年代，父母在学校家属院合影

前几年我们发小聚会，饮酒闲聊时，说起了童年，一个发小还模仿我母亲当年的声音，学着叫了我一遍。这时的我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没有了羞愧和耻辱的感觉，反而感到那么的熟悉和亲切。

这一年暑假，是我在幼儿园的最后一次暑假。一天，我们几个孩子正在教学区通往家属院的路边玩耍，忽然看见星星的爸爸急匆匆地向家属院跑来，后面还有一群学生呼喊着追赶。星星的爸爸还没跑到家属院就被学生们追上了，学生们把他围在了中间，高喊着口号，把浆糊涂到他身上，再贴上大字报，还给他戴了个高帽子。星星的爸爸刚想解释什么，就被两个男学生摁着胳膊押回了教学区。我当时很害怕，以为他们在打架呢。

回家后我和大姐说起了此事，我说有一群学生把星星爸爸打了。大姐听了不以为然，说你小孩子懂什么呀，那是批斗他爸呢。

等我不再是小孩子后才知道，星星他爸被批斗的时间，正是1966年8月初老人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不久的事。这时，一场席卷全国的狂风暴雨才刚刚开始，星星他爸不过是这暴风雨的早期“受惠”者吧。

同年9月，我结束了幼儿园单纯美好的生活，上了小学，要去经风雨见世面，在那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了。

本文作者

崔清明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