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史 葛剑雄_中国历史地理简论_中国人口史第五卷(2)

杨先生的学问，大家都很佩服。何炳棣是狂得不得了的人，他跟我讲，谁跑到美国是以西洋史来写博士论文的？只有我何某人，就是百科全书式的那位学长写的也是中国的题目。其实就是指杨联陞，总算没有直接说。其他人是都给他骂的，对张光直、刘述先、杜维明等都是随口骂。

李怀宇：你怎么看赵俪生到美国去访问时，在电话里跟杨联陞吵架的事？

葛剑雄：赵俪生的脾气也很怪，这是没有道理的。杨联陞为什么要接待你呢？人家已经给你钱了，当然当时到外面是很困难，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那时候钱也不多，能省的就省，包括一些官员都是这样的。赵俪生这个态度估计也是这样的，所以他跟杨联陞这个事，我觉得他完全没有道理。杨联陞怎么接待他呢？这是人家美国人请他，他也不客气一点，怎么事情都要找到杨联陞这里来了？杨先生跟他没什么关系的，最多尽地主之谊。而且杨先生什么都没有，是连车都没有的人，来回都坐公车，家很远，自己风烛残年。这个是赵俪生完全不了解的。

何炳棣先生晚年自负：我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来写思想史

李怀宇：你研究中国的人口史跟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吗？

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他最高明的就是把经济史包括人口这些数据的含义作了定性分析。他强调必须看到这些数据是怎么产生的，破解了中国很多人不清楚的事情。后来我和费正清也谈起过，他也认为这是何先生最大的贡献。

何炳棣对费正清也是不以为然的，认为费对他的要求很苛刻。何炳棣先生到了晚年更加自负，我给他翻译的书，把翻好的稿子都给他看了，他要我根据他后来的观点修改里面的文字，我不接受，我说：何先生，你可以修改，我是翻译的人，我若给你改了，我要怎么跟你的读者交代？我坚持用加注的方法，不同意改动，他不高兴。后来他对吴承明先生说我的翻译很糟糕，我知道后问他：“我当时不都给你看过的吗？”“你的稿子是横写的简体字，我看不惯，其实我没看。”没办法。

不过承蒙他还没太骂我。何师母跟我讲：你不要在意他哦，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一年华师大请他来，问我该注意什么，我说：你们接待得小心，可不好侍候啊。第一天接他从招待所到讲课的地方去，“这么远的路，怎么不带个车来？我年纪大了还走？”第二天车来了，“这点路走走就好，要什么车呢？”他跟我讲：我到云南大学去讲课，人家安排在大礼堂。我说：何先生，我们复旦大学来讲的人太多，不会开大礼堂的，我给你找的是很大的教室。他很不高兴，意思是怎么这么不重视。结果到一个两百多人的教室，一看坐得满满的，而且前面年纪很大的教授都在，他转怒为喜：到底是复旦大学！这老头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他在学术上是很高明的，贡献很大。他跟我讲：最高的学问是思想史，我何某人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来写思想史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还跟我讲：你知道现在我跟杨振宁越来越有共同语言。我说：和杨先生有什么共同语言呢？他说：“一个人过分谦虚就是虚伪，有本领的人就是得瞧不起一些人。所以，我跟杨先生很有共同语言。”

我喜欢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住下来，而不是走马看花

李怀宇：你做学问，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曾去过南极、北极。这是天性使然吗？

葛剑雄：我们以前可怜，我1965年做教师，连上海都没出过。我没有条件，家里穷。实际上，我这个人很喜欢到外面看。“”中间给我开了眼界。因为我年轻，叫我参加了材料组，审查其他人，外调。我们学校有一个人以前当过记者，社会关系很复杂。为了调查他，我走了大半个中国。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地方都要实地去看。到了念研究生就比较自觉了，有条件就跑。以后有各种机会我都利用，比如说到、新疆、南极、北极、非洲。我到美国当访问学者，人家都不买车，我第一个就买。

李怀宇：你认为行万里路对做学问很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