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重新解读希特勒(组图)(2)

与此不同的是其维也纳岁月的另一产物，即他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1913年，它引发了希特勒一生中的第一个政治决定，即向德国移民的决定。

开始时，希特勒拒绝了巴本提出的召回总理委派的奥地利纳粹党督察（注释：《从乞丐到元首》此处翻译的是“奥地利纳粹党指导员”）西奥多·哈比希特，但是，当巴本提出在“他和我”之间作出选择时，希特勒让步了，于是，巴本便接受了最新的职务——德国驻奥地利公使。在元首还是个在野小党的入狱首脑时便在《我的奋斗》中豪言年轻时自己这一代人就已把竭尽全力统一德国和奥地利作为他们的毕生工作，因此，在当上德国总理执政大权后不久，希特勒就委派了一位纳粹党国会议员西奥多·哈比希特为奥地利纳粹党督察，相当于给奥地利纳粹党指派了一位太上皇以便就近指导奥地利纳粹党人开展德国和奥地利的统一大业。巴本在帝国宗教协定上花费了很大心血，虽然希特勒政府也要保证天主教的自由和该教会“管理它自己事务”的权利，但希特勒对在德国消灭“.政治天主教主义”的帝国宗教协定依然给予了很高评价，在绝育法获得批准的内阁会议上，希特勒强调签署宗教协定为政府带来的胜利，他拒绝对协定的细节进行辩论，强调必须认识到它的伟大成功：。

今天我们知道，希特勒从维也纳逃到慕尼黑，是为了逃避奥地利的兵役。这并不是因为懦弱与胆小。当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报名参战，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不到奥地利军队，而是到德国军队报了名。1913年战争的气息已弥漫在空气中；而希特勒不愿意为一件内心已经告别的东西而战，不愿意为一个他认为无法挽救的国家而战。当时，他离决定当一位政治家还很远——作为一个德意志帝国的无职业的外国人，他又如何可能当一位政治家呢？——但他的行动已经是政治行动了。

在战争中，希特勒在政治上是幸福的。只是他的反犹主义情绪没有得到满足——按照他的愿望，人们应该利用战争在帝国国内消灭“国际主义”（他用sz 拼写，意指犹太人）。但除此以外，四年的日子过得很痛快——节节胜利；只有奥地利人打败仗。他从战场以知情人的腔调给慕尼黑的熟人写道：“奥地利的前途将不出我所料。”

我们现在来讲讲希特勒的当政治家的决定——这是他称为“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客观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1918年革命。如果是在德意志帝国，像希特勒这样社会地位的外国人，连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点基础都没有——除非在社会民主党那里，但希特勒又不适合该党，而且就对国家政治的真正影响而言，这也是一条死胡同。革命为政党开辟了通向国家权力的道路希特勒想中国统治东方，而且同时动摇了原来的政党制度，使得新建的政党也获得了机会——1918与1919年新建的政党数不胜数。

阿道夫希特勒（德语：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出生于奥地利布劳瑙，奥地利裔德国政治家、军事家，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总理，纳粹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国防部长勃洛姆堡是《德国国家元首法》的联署者之一，一定意义上说国防军同意这项《德国国家元首法》也不过是履行与希特勒约定的《德意志号协议》，希特勒已经发动了清洗罗姆冲锋队的“长刀之夜”，现在，轮到国防军支持希特勒继承帝国总统的权力了，但德国军方并未在意此项法律意味着，在兴登堡死后，希特勒将自动成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由此，军队越过政府首脑求助于作为最高指挥官的帝国总统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当布罗回答说德国驻奥地利公使里特正在谈判，要求将被捕的凶手安全地运到德国边境时，希特勒喊道：“里特为何充当调停者的角色，此事与他毫不相干。

我们对此这样强调，是因为这一点总是被忽视。众所周知希特勒想中国统治东方，希特勒进入政界时自称是“11月罪恶”的死敌，所以人们不愿意将他看成革命的产物。但客观上他是它的产物，就像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产物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拿破仑也克服了法国革命。没有前面发生的革命，两者都无法想象。两者也没有重建革命消灭的东西。他们是革命的敌人，但他们又是革命的继承人。

在主观上，也是1918年11月革命（就此我们可以相信希特勒的自我表白）让他作出了当政治家的决定，尽管他到1919年秋季才作出这一决定；但1918年11月革命是他的觉醒经历。“再也不允许而且也不会在德国发生像1918年11月那样的事情”，这是他在许多政治上的苦思冥想与空想之后下的第一个决心，是这位年轻的私人政治家给自己树立的第一个具体的目标——也是他唯一真正实现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没有发生类似1918年11月革命的事件：既没有战争的及时中断，也没有发生革命。希特勒阻止了两者的发生。

让我们看清楚，“再没有1918年11月”都包括了些什么。其内容很多：第一是防止将来在类似1918年11月局势下发生一场革命；第二却是——否则第一无从谈起——再造这一局势。这就意味着，再次挑起失败的或被放弃的战争，这是第三。第四，这场战争必须在不存在可能发动革命的力量的内政状况下重新发动。这就离第五点不远了：取消所有左翼党派——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一下子取缔所有党派？但是因为不能消灭左翼党派的后盾，即工人阶级，就必须在政治上争取他们支持民族主义。这意味着：第六，必须给他们提供社会主义，或者是一种社会主义，即民族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至此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消灭，这是第七点。这又意味着第八点，在肉体上消灭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谢天谢地，在他们当中又有一大批犹太人，因此第九点，可以消灭所有犹太人——这是希特勒最早的愿望。

我们看到，希特勒的所有内政纲领在他步入政界时就已经全部形成了，在1918年11月与1919年10月间，当他成为政治家的时候，他也有足够的时间理解一切并且自圆其说。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他不乏理解某种事物并得出结论的能力。他在维也纳的青年时期就不缺乏这一能力，也不缺乏将其得出的理论性（而且是极端的）结论以同样的极端性去付诸实施的能力。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整个思想楼阁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认识基础之上，他错误地认为革命是德国战败的原因；而实际上，革命是战败的后果。但这是希特勒与很多德国人共有的错误认识。

1918年的觉醒经历，还没有给他带来一套外交方面的纲领。这套纲领是他在以后的六七年内得出的。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首先是无论如何要再次发动那场（在希特勒看来过早中断的）战争的决定。其次的想法是，不把这场新战争仅仅当作旧战争的重复，而是要在新的、更好的结盟格局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之后使敌对联盟破裂的矛盾来进行设计。这一想法形成的各个阶段，以及1920至1925年间希特勒考虑的各种可能性，我们这里省略不谈——读者可以在其他书籍中看到。最终的结论（写在《我的奋斗》中）是一个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希特勒把英国与意大利当作同盟国或者善意的中立国，奥匈帝国的后继国家与波兰被视为协助民族，法国是首先应该被打败的次要敌国，俄罗斯是一个应被占领而且长期被征服的主要敌人，应该被改造成德意志生活空间，一个“德意志印度”。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本计划。但它从一开始就不能奏效，因为英国与波兰不接受希特勒为它们设想的角色。我们在下文还要多次涉及这一点。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因而不能过长时间地逗留在这一点上。

我们现在讲到希特勒进入政界与舆论界的时刻，即1919年秋冬于1920年初。这是在1918年11月之后他的突破性经历。而且，这一突破不是指他在德意志工人党（他不久将它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很快成为了领袖人物——这不需要多大本事。这个党，当他加入的时候，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无名小协会，有几百个无足轻重的会员。他的突破性经历是他发现了自己的演说魅力。这发生在1920年2月24日，那天希特勒在一个大众集会上做了第一次演讲，他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众所周知，希特勒能够将由各种不同的人群（人越多越杂越好）组成的集会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先把这一群体引入一种近乎梦幻的状态，然后给予其一种近乎集体性高潮的感受。这一能力的基础并不是演说艺术（希特勒的演说进展缓慢而疙疙瘩瘩，没有多少逻辑结构，而且有时几乎没有明确的内容，而且希特勒的声音沙哑，喉音很重），而是一种催眠能力，一种能随时控制所存在的集体潜意识的能力。这一对大众的催眠能力是希特勒第一项政治资本，在很长时间内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至于这一影响如何强大，亲身经历者能提供无数的证据。

比对大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对希特勒自己的影响。只有想象一下，一个有理由认为自己是阳痿的男人突然发现自己能够创造性能力奇迹时会是何等感受时，我们才能理解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是何等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当他与他的战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当讲到让他激动的话题，即涉及到政治与犹太人的时候，有时他会从对他来说正常的沉默状态中觉醒，突然开始胡言乱语、慷慨激昂。当年他只是使人感到诧异，被看成是个“疯子”。现在这个“疯子”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众控制者，一个“鼓手”、“慕尼黑之王”。一位被低估者的寂寞而苦涩的高傲，转变为一个成功者的陶醉的自豪。

他现在知道，他能做一件无人能做的事情。他也已经知道，至少在内政方面，他十分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而且他不能不注意到，在他很快成为有名人物的右翼圈子中，暂时比他要有名得多的政治家中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两者加起来应该赋予他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作为一个失败者与被低估者，他本来就有着此类感觉的基础。由此逐渐酝酿出了大概是他政治生活中真正最重大的与革命性的决定，即当领袖的决定。

我们无法确定他何时作出了这一决定，它也不是由一个具体的事件激发产生的。我们可以肯定，这一决定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最初几年中还不存在。那时，希特勒对成为一位宣传演讲者，一位民族觉醒运动的“鼓手”，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还尊敬那些当时集中在慕尼黑策划各种政变的帝国遗老，特别是那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两年中担任德国作战首脑的、现在被公认为所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右翼运动中心人物的鲁登道夫将军。

进一步认识鲁登道夫以后，希特勒对他的尊敬消失了。除了他独有的能控制大众的感觉以外，希特勒又逐渐感到自己能在政治上与思维上战胜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在某一个时刻，希特勒可能又认识到（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竞争的目标不仅仅是未来政府中职位的分配与地位的高低，而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东西，即一个集权的、不受宪法或分权限制的、不受集体领导限制的长期的独裁位置。

这里显现出了在王朝及其复辟可能性消失以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缺。魏玛共和国不能填补这一空缺，因为它既不被1918年11月的革命者所接受，也不被其反对者所接受，这个空缺是（按当时的口号）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在20年代初期，产生了一种氛围，用雅科布·布克哈特的话说，即“对于一个与以前的政权相似的东西的渴望”，这种渴望已不可抵抗，而且在“为那唯一的人运行着”。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在期待着“那唯一的人”，不仅仅是为了找到失去的皇帝的替代，而且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即出于对战败的不满，以及对被感受为侮辱的、强加的和约的无助与愤慨。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心声，他预言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在那个时代将会

诞生那个唯一拯救的人

并且已经为他设计好应该做些什么：

他砸毁锁链，把秩序扫进垃圾堆，

把迷路的赶回永恒法理，

伟大的再次成为伟大

主人再次成为主人，

规矩再次成为规矩，

他把真正的象征别在民族的旗帜上，

他领导其忠诚的群众

经过晨曦的风暴与危险的信号

于日出之后辛苦建立崭新的帝国。

这似乎是针对希特勒说的！甚至“那个真正的象征”，勾形十字架，几十年来就装潢着斯特凡·格奥尔格的书籍（不过没有反犹的含义）。格奥尔格1907年的一首旧诗听以来似乎是对希特勒的预见：

那个人！那个壮举！人民与高级委员会在渴望

不要指望与你们同桌吃饭的某个人！

或许是那个长年坐在你们的凶手中的，

睡在你们的监狱里的人：他站起来，采取了行动。

希特勒不大可能知道格奥尔格的这首诗，但是他感受到了这首诗所表达的心声，这种心声影响了他。尽管如此，做出自己当“那个人”，当那个所有人都期待的、希望他带来奇迹的人的决定，无疑还是需要一定的粗野的勇气，这种勇气在当时与后来除了希特勒没有人有。在1924年口述的《我的奋斗》的第一册，记录了这一完全成熟的决定，在1925年新建政党时，它第一次被正式付诸实施了。在新建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中，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意志，即领袖的意志。后来充当领袖的决定，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但这与其起初的决定相比，在希特勒内心的政治成长过程中只是一个较小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