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重新解读希特勒(组图)

作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

译者：景德祥

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一生走的是上坡路。作为一个女用人的私生子，他力争上游当上了一个地位较高的官员；他死时很受人尊敬。

薛定谔在一战一开始,就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的一名炮兵军官.他后来把这段历史用寥寥数语作了概括:"接着战争开始了,那时我作为一名炮兵军官驻扎在东南前线,没有受伤,没有生病,也没有获得什么荣誉."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他感到了甜美生活的难得,在战争所带来的时间荒废中,他也更领会到了生命和时光的可贵.几经转战,战争后半期薛定谔的军旅生活是在后方度过的,这也是为了保护科学人才而采取的措施.这样,薛定谔又可以发挥他的专长了,在距维也纳30公里的小镇,他给一批批即将赴任的防空部队军官讲授气象学的基本概念和事实,例如大气的构成,太阳辐射,大气的分布和每天,每年的变化。沙赫特和很多军政要人不希望也没有信心发动战争，但希特勒却始终在盘算着打败法国、灭绝苏联为日耳曼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所以，战争这一解决军备生产与社会经济矛盾的手段在希特勒那里不单单是手段，战争本身就是希特勒原本的愿望，这个“常规视角下的不良后果”在希特勒那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甚至还是他劝说军政要人接受希特勒自己原本就想发动的战争的重要经济原因。英国与地处冷战前线，面临着苏联地面部队巨大军事压力的德国不同，作为北约后方基地的英国本土在战争中不会直接面对苏联机械化兵团的冲击，但是却处在苏联远程航空兵和战术空军远程战斗轰炸机的直接打击范围之内。

在这个年龄，他参加了一个极右小党，很快就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随之开始了最终使其成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政治生涯。

而保守派们如果仅能靠一个总统的支持来反对希特勒，那保守派们的行动能力和政治权谋也的确不如希特勒，注定还不是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对手，早晚必被希特勒踩在脚下，总统在与不在的大势也不会有大的变动。科学家一之尝试着去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进化，有的年轻的猩猩甚至会延长十年之久直到三十岁（一般寿命四十五岁）才开始性成熟，而且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有类似的甚至连婆罗洲猩猩也不具有这种的特性。《白蛇传》传说或许太过深入人心，所以很多人认为蛇的寿命可以达到上千年甚至更久，不过现实中蛇的寿命是不可能有这么久的，蛇的寿命少则两三年，多则三四十年，超过100年的几乎不可能存在，世界上年龄最大的蛇是蟒蛇，也不过三四十年。

这一鸿沟使得人们作出了许多观察与解释，但它更多是表面的，不完全真实的。不仅仅因为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第一个十年是支离破碎的，也不仅仅因为希特勒作为政治家最终还是被证实为（当然是最大级别的）失败者，而且首先因为希特勒的个人生活，在其下半生即在其公共生活阶段仍然是内容贫乏，可怜巴巴；而与此相反，他内心的政治生活，仔细看来，在其表面上毫无意义的前半生，就已经有许多为后来所有一切作准备的不同寻常之处。

希特勒一生的分界线，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不能说1919年以前是软弱与失败，1920年以后则是力量与成就；而应该说前后都一样，一方面是非常激烈的政治生活与经历，另一方面是非常贫乏的个人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古怪浪漫艺术家，就像一个头等政治家那样融入了当时的政治生活，而后来的领袖与总理的个人生活，仍是一个成名艺术家的个人生活。此人一生的决定性标志就是其单调性。

许多传记在其传主的名字下面用“他的生活与他的时代”之类的副标题，其中的“与”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隔离，而不是联结。传记的章节与时代的章节相互交替；伟大的个人赫然显现在大幅勾画的时代背景前，他既有别于后者，又介入后者。希特勒的一生不能这样描述。所有要素都与时代的历史融为一体，它就是时代史。年轻的希特勒在反思时代史，中年的希特勒仍在反思它，但已经介入；晚期的希特勒则在决定着时代史。先是历史创造了他，然后是他创造了历史。这值得探讨。希特勒生活的其他内容，基本上是空缺，1919年以前与以后都一样。简言之：

在他的生活中——无论是“前一段”还是“后一段”——缺少所有在一般情况下能赋予人生深沉、温暖、尊严的东西，譬如教育、职业、友情与爱情、结婚、养育子女。希特勒的一生，除了政治与政治热情，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生活。所以，他的生命虽然未必是不幸福的，但却是轻飘飘的、无根基的且可随意抛弃的。随时准备自杀的心态，也一直伴随着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最后，理所当然的，他自杀了。

众所周知，希特勒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近来有人说，希特勒在1917年曾与一个法国女人有过一个私生子。即便真是如此，他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希特勒的一生缺乏做父亲的经历）。爱情在其一生中的角色也出乎寻常地渺小。他的一生中有过几个女人，不多；他不把她们当回事，没有使她们幸福。爱娃·布劳恩因为受不了他的冷落与经常性的侮辱（“他只因一定的目的需要我”）两次试图自杀。她的前任、希特勒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真的自杀了——可能是出于同一原因。无论实情如何，希特勒当时正在做竞选旅行，而她的死迫使他中断了这件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事情，而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希特勒很怀念她，但也用人替代了她。这件悲哀的事情，便是希特勒一生中最接近伟大爱情的事情了。

希特勒没有朋友。他喜欢与他的下属（如司机、保镖、秘书）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一起，而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在这种“司机聚会”中放松自己。对真正的友情他终身拒绝。他与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这些男人的关系，一直是冷冰冰的。他的追随者中唯一与他在早期称兄道弟的罗姆，让他枪杀了。当然，主要是因为罗姆在政治上碍手碍脚。总之，兄弟情义未能让希特勒枪下留情。考虑到希特勒对亲密关系的普遍恐惧，我们简直可以怀疑，对于希特勒来说，罗姆已经过期的友情要求反倒是一个额外的除掉他的动机。

希特勒认为一战后被制裁的德国是“在屈辱中呻吟”，“日耳曼民族从未遭受过如此的耻辱”，“每一个活着的的德国人都有愧于自己的祖先”，希特勒认为，能使德国人走到一起的只有两种目的，共同的理想与共同的犯罪，当德国军人以高昂的民族精神横扫整个西欧、随意屠杀犹太人他们变成了希特勒一个人犯罪的强大机器。毛打土豪分田地，把地分给了老百姓，没有划到自己名下，他自己没有奢侈的去享受过什么豪宅美食，最多也就是吃个红烧肉，他把一生都投入到了建立国家，寻求民族独立的事业里，甚至自己的儿子都牺牲在前线，试问这样一位全世界都公认的开国领袖，即便文革有失误，可以去批判，但是应该遭。毛打土豪分田地，把地分给了老百姓，没有划到自己名下，他自己没有奢侈的去享受过什么豪宅美食，最多也就是吃个红烧肉，他把一生都投入到了建立国家，寻求民族独立的事业里，甚至自己的儿子都牺牲在前线，试问这样一位全世界都公认的开国领袖，即便文革有失误，可以去批判，但是应该遭受公开的辱骂吗。

从英国那里获得重大外交胜利的里宾特洛甫一回到德国便成了一名用谈判方式取得了德国海军的全部秘密目标的征服英雄，这一外交胜利更加深了元首兼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领袖光环。希特勒总理对教会帝国主教的选举结果极度不快并拒绝会见包得尔许温，随后，“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的大本营普鲁士的教会领袖们以辞职显示与希特勒总理立场一致，普鲁士政府则强硬地接管了教会，迫使包得尔许温辞去了当选主教。当然，沙赫特对美国临时代办的表态和希特勒对汽车工业界领袖们发表讲话没有必然的联系，纯属巧合，不过，希特勒要决心振兴德国汽车工业倒是真心的，汽车工业既能创造就业还能转为军用更是新兴科技，所以，希特勒对汽车工业兴趣很大也很重视，2月2日希特勒对汽车工业界领袖们的讲话也就此揭开了希特勒总理“力挺”德国汽车工业的序幕。

或许有人会说，私人生活的空虚，对于完全献身于一个自我确定的伟大目标、拥有创造历史雄心的男人来说，并不罕见。错了。世界历史上的确有几个男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可以与希特勒相比，但是他都比不上他们。他们是拿破仑、俾斯麦、列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包括拿破仑在内，最后像希特勒那样一败涂地；这是他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主要原因，但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在这里想指出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希特勒那样只是一个政治家，而在其他方面是个零。他们都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在他们进入政治与历史以前，都有过一段成功的职业经历：拿破仑当过将军，俾斯麦当过外交官，列宁当过律师。他们都结婚了，只有列宁没有孩子。他们都曾有过幸福的爱情：拿破仑有约瑟芬·博阿尔内，俾斯麦有卡塔林娜·欧罗夫，列宁有伊涅萨·阿尔曼德。这赋予这些伟人人情味；没有完整的人情味，他们的伟大就有所缺憾；而希特勒就有所缺憾。

他还有一个缺憾。在我们涉及希特勒生活中值得研究的部分之前，我们还必须略微提及，在希特勒那里，没有性格与个人素质的发展与成熟。他的性格早就成型了（或许更恰当地说，是停止了），而且一直惊人地一成不变，没有新发展。这不是一个亲和的性格。如果我们不把他那有时像胆怯一样的交往恐惧看成一个和蔼可亲的特征的话，他就没有一点柔和的、可爱的、和蔼的地方。他的积极的性格特征，如意志力、大胆、勇敢、毅力，都是属于“强硬”面的。他的消极性格特征更是如此：肆无忌惮、耿耿于怀、背信弃义、残酷。另外，这也是一开始就是如此，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希特勒的一生非常自负，自始自终倾向于高估自我。斯大林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政治工具，但他自己并没有因此昏头。希特勒不仅仅是“希特勒崇拜”的对象，而且是其最早的、最持久的、最热烈的信仰者。

年轻时的希特勒 到这里，我们已经讲了足够多的希特勒个人及其内容贫乏的身世，让我们转向他确实值得观察且与其个人生活不同的、不乏发展与上升的政治生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早在其公开登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它经历了七个阶梯或飞跃。

1. 早年便专心政治，把政治当作生活的替代。

2. 第一个（还是私人的）政治行动： 从奥地利移民到德国。

3. 决定当政治家。

4. 发现自己作为大众演讲者的魅力。

5. 决定当领袖。

6. 决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政治时间计划（这也是发动战争的决定）。

7. 决定自杀。

最后两个决定有别于前面的几个决定，因为它们是孤独的决定。其他决定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难以分开。它们是希特勒的决定，但就像一阵风鼓起一扇风帆那样，时代精神或时代氛围每次在希特勒身上或通过希特勒都在发挥作用。

希特勒十八九岁时萌发的对政治的狂热兴趣，就与时代氛围相吻合，或者说是来源于时代氛围。当时，希特勒当艺术家的雄心失败了，但他把其雄心带入了他的新的兴趣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政治气氛要比今天的欧洲高昂得多。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欧洲——所有的大国都处在持续的竞争、持续的地位斗争、持续的战备状态之中：这对于每个人都有吸引力。当时的欧洲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欧洲，被喧嚣与恐惧的红色革命所笼罩的欧洲；这也很扣人心弦。当时，在资产阶级的餐馆聚会上，在每个无产阶级的酒馆里，人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无休止地发表政治见解。个人生活——不仅对于工人来说——在当时比今天要狭小得多，贫乏得多。但是在晚间，每个人都与他的国家一样，是一头雄师或一只雄鹰，与他的阶级一起，是伟大未来的旗手。希特勒，除此以外无所事事，整天扮演着这种角色。在当时，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生活的替代品，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它是百分之百的生活替代品。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强有力的发动群众的口号。如果能够设法把它们结合起来，它们将会迸发出何等巨大的爆炸力！有可能，希特勒在年轻时就已经有了这个主意，但我们不能肯定。后来他写过，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即在1910年前后的维也纳岁月里，就奠定了其政治世界观的“坚实基础”；不过，至于这一世界观是否已经被命名为民族社会主义，这还是可以争议的。但是，希特勒的真正的磐石，其最初的、最底层的基础，并不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而是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的结合。而且，反犹主义似乎是其中的最早成分。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带着他的反犹主义主张，犹如一个天生的驼背。不过，他的民族主义，一种特别的、带有族民主义与大德意志色彩的民族主义，无疑来自其维也纳时期。社会主义很可能是后来的附加物。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东欧社会的产物。在19与20世纪之交，西欧的反犹主义正在衰退，在德国也是如此。犹太人的同化与融入受到欢迎，而且在全面进行中。但是，在东欧与东南欧，人数众多的犹太人自愿或不自愿地作为孤立的民族生活在其他民族之中，那里的反犹主义是独特的且杀气腾腾的，目标不是同化与融入，而是赶走与消灭。梅特涅曾经说过，维也纳的第三区以外就已经是巴尔干。这种屠杀性的、不给犹太人出路的东欧反犹主义，传入了维也纳市内的大街小巷。年轻的希特勒在那里吸入了它；但是如何吸入的，我们不得而知。没有有关他的不愉快的个人经历的报道，他自己也没有讲过此类事情。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犹太人是另类的人的观察，便得出结论：“因为他们与众不同，他们必须离开。”叙述希特勒是如何将此结论自圆其说的，是本书后一章的任务；他又是如何将其付诸实施的，则又是再后一章的任务。这种深深与牢固地潜入这位青年心灵的、屠杀性的、来源于东欧的反犹主义，暂时没有在希特勒古怪的生活中产生什么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