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进路(2)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必须突破原有的“路径锁定”，实施路径创造。从民主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来看，政治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连串的制度创新的过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明确改革的最终目标，即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同时应当认识到，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党制度等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为基本政治制度服务的具体体制出了些问题，需要改革。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的优点是，好的政治体制一旦形成惯性之后，可以为其后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个基本的模板和发展指向，减少成本；路径依赖的不足是，一个坏体制建立起来以后，要改掉它比建立一个新的制度还要艰难。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是来自路径依赖中形成的不好的体制，要克服坏的体制就需要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实施路径创造。需要指出的，路径创造不是否定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而是发扬路径依赖的优势，克服路径依赖的缺点。某种程度上，路径创造就是一种精心的选择，它是路径依赖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具有创造的地方，特别是制度演进进入错误的轨道之后如何走出错误路径，这种选择就更显关键。然而，路径创造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它是在一定客观条件限制下的一种路径创造，创造的主体必须在尊重客观条件和遵循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原有制度路径的基本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

(政治学习m.fwsir.com)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那个可能会形成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分利联盟”集团，为了达到他们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用所谓的“科学”“理性”包装，胡凑、编造了一系列私有化公有制企业的改革理论，“科学”地“证明”了：公有制就是无效率、低效率，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通向奴役之路，因而“人间正道私有化”，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消灭公有制、推行私有制。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精心组织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关系中，党政关系在各种政治关系中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关系中都包含着党政关系的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陆续颁布了许多法律，使各种政治权力关系更加明确，提高了我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程度，政府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有了较好的保障，但在具体民主实践中，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导致政治要素之间的关系出现混乱甚至颠倒，党政关系尤为严重。所以，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对党政关系进行规范，它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各项改革的逻辑起点，也是理顺权力结构关系的首要任务。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因此，规范党政关系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命题，任何试图绕开这一命题的想法和行为都是不可能的。

实现党政关系规范化，首先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党政关系实现规范化的前提。我国宪法和法律必须规定以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政党关系规范化的前提，规范党政关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党把不该干涉政府部门具体事务的权力收回来，使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等宏观背景上成为政府部门的领路人而不是铺路人。同时，党的领导方式也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各级党委需要遵循协调各方、总览全局的原则实现对同级人大、政协和政府的领导。江泽民指出：“党同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不同，党不能代替人大行使国家权力，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要通过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向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等来实现。要善于把党的有关重大事务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所以，实现党政关系规范化的前提是既能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又能使党和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实现正常化，防范和杜绝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现象出现。当前，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如何找到一个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最佳平衡点是实现路径创造的核心问题。其次，人大的作用要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国各级人大是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的载体，同时，全国人大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担负着将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重任，它是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所以，发挥人大作用是实现党政关系规范化题中应有之义。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应从发挥人大的桥梁作用、加强人大的监督作用以及规范人大的立法程序等方面着手进行。再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党政关系的法制化需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化的关系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实现政党关系的法制化是实现政党关系规范化的保障。当前，应当建立健全规范政党关系的法律体系，在法律范围内对党政机关的权限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构建科学的领导程序，以及更加强调宪法的权威性，让政党关系置于宪法的监督之下。第四，党政信息公开机制需要完善，这是实现党政关系规范化的突破口。党政信息公开应将党政的政策执行、决策程序、立法活动等相关的行为、过程和结果公开，将党政的职责范围公开，以及加强媒体等社会舆论对党政活动监督的力度。

然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调整党政关系是否会削弱党的政治地位？党政分开是否会弱化党的领导地位？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改革政策的失误，最终导致了共产党丧失执政的地位。可是，这种担心如果在中共党内产生难以克服的“自我革命”的内在悖论，就会导致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失去耐心，党群关系可能日益疏离，从而形成对共产党执政权威的巨大威胁，苏共垮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人民的选择。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这是确定无疑的。我国民主政治道路的发展必须在确保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前提下进行，这是政治体制的路径创造之根本。 三、改革理念的创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创造之根本

路径依赖对于行动者的最大意义就是让他们认识到制度替换存在依赖现象，当外部环境处于激烈变化时期，行动者应当了解自己所在的制度系统处于何种状态，从而决定如何调整自己的政治系统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行动者要对自己所处的路径状态有个清晰的认识，就必须具有高瞻远瞩的前瞻意识，跳出自己所在的系统，审视制度演进的路径，这就要求行动者必须具备坚定的革命信仰和科学的行动纲领，具有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和创新意识，心怀坚定的创新信念。

当前，中国学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基本达成共识，即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的一种体制和机制的革命性变革。这就需要制度创新集团继续解放思想，摆脱陈旧观念的桎梏。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改革文化和改革意识是我们继续推进改革的精神动力，但同时也可能成为继续前进的精神枷锁。马克思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改革的实践已经进入到深层领域，改革的意识也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改革氛围中，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法宝。我们也可以说，解放思想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一大法宝。先进的意识形态是解放思想的源泉和动力，改革理念的创新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上的与时俱进。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意识形态支持对于革命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这种革命型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在经典体制建设的过程中，所有‘层面’都涂满了意识形态的涂料。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稳定并最终固化密不可分，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为现实中出现的东西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然而，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心议题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全民的共识，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开始显现。这种意识形态与具体实践不协调，难以统一，主要表现在：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存在一定的差距；其次，“由于革命型意识形态的阶级运动主张与建设型社会的核心实践要求之间、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期望和实际生存需要之间的客观差异的存在”，导致两种意识形态逻辑（革命的意识形态逻辑和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逻辑）出现对立现象，并且很难协调，如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继续以革命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则会出现难以解决的悖论：如果二者是统一的，中共难以有效地凝聚改革的思想资源；如果二者是矛盾的，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依据也将丧失。其实，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直纠结在这种悖论之中，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直面临着两种路径选择：一种是向“左”倾传统转向的路径趋势，即改革开放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一种是沿着既定的改革开放的路径坚定地走下去，并继续加强民主宪政建设。“三个有利于”标准虽然平息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为以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撑，但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因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识形态处于难以厘清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结构之中，导致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一般来说，在先进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的政治体制，初建时期一定是先进的，能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政治体制具有某种惰性，一般不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主动调整，当经济环境发生改变时，更为先进的意识形态难以发挥作用。在政治体制改革时期，落后的意识形态对改革的阻滞作用更加明显，只有变革旧的意识形态，实现创新，才能迎来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才能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新的政治体制的路径创造。当前，中共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意识形态的羁绊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多更为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党如何在观念上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变，建立先进的意识形态体系。

四、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创造之关键

众所周知，制度与体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在政治体制改革初期，邓小平就非常重视制度与体制问题，认为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首先从制度和体制入手加以解决。埘于过去犯过的各种错误，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以来，改革党和国家权力的结构体制就成为重要战略任务之一。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主要在行政层面的改革有所推进，对于国家权力结构层面的改革只是浅尝辄止，点到为止。虽然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它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更为复杂，但不能因为难就止步不前。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学界一定程度的忧虑。当前，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就是因为民众对改革的期待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以及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造成的结果。例如，对于腐败问题，群众颇有微词，少数年龄较大的老同志以回忆改革开放以前政治清明、路不拾遗、万众一心的方式来表达对腐败官僚和社会失公的不满。这种心情可以理解。

对于权利反腐的原理，理论法学博士生导师林吉吉从法理学角度进行了分析：在法理上，很早就有关于“权力监督权力”“权利监督权力”的说法，“网络反腐”借助网络平台扩大了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它因表达或举报渠道的不通畅而存在。而这项权力容易滥用的方式是“村干部未经民主程序擅自盖章、非法占地获取利益”，防控措施是“严格民主程序、加大公开力度、强化村民监督”。依靠公民参与的微博反腐有效制约权力之虎的实践表明，我国反腐败的观念、模式、制度等需要适时转向以公民参与为主要方式的权利反腐，只有赋予公民充分切实的民主监督权利，才能对公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能够进行有序和有效地制约。

实践证明，权力只有在得到有效的制约和制衡下才能代表权利，源自权利的权力才能真正代表权利。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分权制衡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报告认为：“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中也具有可行性，得到了学界和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可，其政治价值非常巨大。

当然，由于以下原因，使得构建权力制衡的政治结构面临许多实际的难题：首先，“一方面，党政不分的国家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扭曲的国家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体系的软化就更是注定』，这一权力结构运行的乏力处境”；其次，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前车之鉴，使中共在权力分配问题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担心以制衡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会引发社会动乱。这种忧虑当然是必要的。另外，一些拉美国家仿效美国民主政体所引发的社会失控现象，又是一个生动的反面教材，使我们坚定了绕开西方民主化道路另辟蹊径的决心。

关键是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对部门一把手的职务犯罪预防更要从制度入手，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立足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并结合全球范围内政治发展的图景和新趋势，抓住权力和参与这两个核心要素，有步骤地形成以包容性价值体系为支撑的权力能力、权力制约与公众参与的制度体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逐步实现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任建明在“不能腐败的逻辑与对策”报告中，从理论上阐述了“惩治、预防、教育”反腐败工作三大对策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工作理想境界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中外国家及地方事务管理工作体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政策做了深入分析，探讨了如何破除权力的垄断、如何构建制约权力的好制度、“制度”与“人”之间如何配置权力等方面问题。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做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考题”，重点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监督管理，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量化考核，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三会一课”制度，要深化基层党组织的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法治民主等民主形式，真正扩大和发展党内民主。持这一观点的人们普遍认为，承载着大国民主建构理想的村委会选举，从制度外壳上直接来自于当代民主价值和民主实践的基本通则。因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比较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市民社会反抗国家分类控制体制极权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主义自由民主主义或权主义或权威主义极权主义崩溃阶段溃阶段权威主义或后极权或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对应体制典型国家美国德国、 奥地利、 墨西哥转型时期的波兰、 “六四” 期间的中国大陆当前的中国大陆改革前的中国大陆五、 ngo与政府合作策略ngo与政府合作案例： 怒江事件事件的起因&b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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