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屹 王子彧：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研究——对话挪威教授斯泰恩·库勒恩

挪威卑尔根（Bergen）大学政治系教授斯泰恩·库勒恩（Stein Kuhnle）是国际上最早对北欧福利国家进行体制的、社会科学的和历史性比较的研究的学者之一。至今，库勒恩关于福利国家研究已经有45年的历程。多年的研究积累呈现出了库勒恩对福利国家及其形成机制的独特理解。特别是近些年库勒恩更是将研究领域延展至北欧与亚洲福利模式的比较上，这些思考对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具有学习、借鉴和参考意义。

研究兴趣从北欧扩展到世界

库勒恩对福利国家的研究是从比较政治学开始的。他的学术背景是社会学、公共管理和比较政治学，后来比较政治学成了库勒恩主要的研究领域。库勒恩早期的主要兴趣在社会流动和政治参与关系研究方面，同时他第一个开始对1850—1970年的北欧国家进行体制的、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比较的研究。当库勒恩还是一个硕士生时，他第一篇学术文章作为社会流动和政治参与关系研究的一部分，于1972在《挪威历史学刊》上发表。该文根据1814年的挪威议会精神，提出一种评估选举权范畴的新方法。当时的挪威号称拥有欧洲最广泛的选举权，于是库勒恩采用约45%的年龄大于25岁的男性作为最佳评估指标。这些研究着重关注国家和民族建设是否促进了社会和政治的公平等问题。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库勒恩再次采用当时北欧国家社会保险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而研究、比较广义上福利国家的塑造和发展。此后，这成为了库勒恩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之后，库勒恩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兴趣逐步从北欧国家的比较扩展到了欧洲、东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对过去欧洲和现在东亚经验之间的比较。

欧洲多元化福利的四种形态

“对于福利国家的发展，我主要感兴趣于内涵是什么、何时进行、怎样发展，谁参与、伴随着什么效果。”在过去30年里，库勒恩已就“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或者“北欧模式”完成了大量著述，同时对社会政策或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非普世的政策、对社会不平等采纳的政治措施及其对应结果越来越感兴趣。

创业20多年来，亚马逊经历了2000年初的互联网经济泡沫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有过投资失败、公司管理混乱、人才流失、分析师负面报道预测和工会指责等一系列问题，但这位脾气不太好的企业家一直以来信心十足、信念坚定——这也是不少美国媒体总结的“杰夫主义”特征之一。一来把时间限定于二战这个日本国家形态的拐点之地，二来则更为明确的以锁国（岛国心态之源）、国体（天皇核心的确立）、进而发展到大亚细亚主义、玉碎思想等方面阐述，尤其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斯大林化（日本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战期间日本国民生活和心态转变、原子弹（幕后为美苏利益对日本的牺牲）等方面很有看点。各级工会要在党委、政府维稳整体工作布局中，主动加强与法院、司法、劳动、民政、公安、工商、安全等相关部门的情况交流与工作合作，把工会组织网络优势与政府信息渠道优势结合起来，把工会协商调处优势与党委、政府行政监管优势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信息共享、力量互补。

在这种“左”的思想支配下、谋求世界大国地位作为自己的梦想、平等、季诺维也夫,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认真的政策,他说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才能消灭我国历来的落后,斯大林取胜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有重大弊端,对进行建设不熟悉、理解和接受的仍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之前的思想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没有政治民主的思想意识,甚至根本就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走向社会主义之路,没有文化,但政治体制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澳大利亚政府在制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时，坚持了以下主要原则：平等接近政府服务原则。由于对这一原则的具体适用范围见解不同,出现了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两个不同的派别,尽管后者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并且在《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中第一次以普遍国际公约的形式确立为限制豁免原则,但实践中在如何确定不得援引国家豁免情况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1]。

然而，库勒恩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在北欧地区，他的回答触及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感兴趣的问题。“我研究的问题包括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并立法保护社会保险项目，动机是什么，北欧历史上当国家开始积极发挥社会作用时，为什么北欧国家最初选择了不同的战略，北欧国家从德国的先行政策发展中吸取了什么教训，在国家实施社会政策的初始阶段，官方的公共数据和专家发挥了什么作用等。”库勒恩已经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其《欧洲福利国家的生存》一书中，研究者在广泛的福利改革案例的基础上，探索了统一的欧洲福利国家的可能性。在多元化的国家背景下，欧洲福利国家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相似的国内和外部挑战引领了欧盟地区社会和政治的整合。这种合作的战略“只能通过构建某种民主的政治联盟才能实现”。或者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道路，“规避不同国家之间社会规则上的竞争，成员国应该承诺遵守欧盟层面的管理，进而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标准”。“因此，成员国不必忠于任何很可能有问题的组织上的和谐。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或许也可以以已有的四种形态（欧洲大陆、北欧、南欧以及英国模式） 继续生存下去。”

福利模式面临改革但仍能保持活力

由于社会老龄化、移民以及经济全球化，人们越来越担忧综合且较高花费的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政治层面已就限制社会支出增长进行了改革，例如对挪威政治制度的评价，设定更加严格的利益平等分配标准，削减未来养老金利益。福利的多元化思想等对北欧福利国家有了一定的影响。库勒恩说，“例如，现在越来越多的空间留给了市场去解决，而这只是作为公共项目的附加或者补充，不是替代。这种发展会导致我所说的‘福利的社会分割’，对公共项目产生消极的政治效果。北欧的社会政策已作了一些调整，例如已经有了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让个人为他们未来的养老金承担更多责任。现在在挪威，一般的退休年龄为67岁，但是人们在私营部门以及地方部门能够一直工作到72岁，在国家部门一般是70岁。提前退休是可以的，但是相应地养老金也会减少。尽管医院照料比如由公共税收支付的那部分仍旧是‘免费的’，但是在卫生部门合作支付的药物和医疗服务在逐渐被引入。”这意味着在医疗领域逐渐增加个人责任，由个人承担部分费用的做法逐步在推广。不过在丹麦，医生的诊疗目前仍是免费的。“总的来说，也有许多努力用于鼓励福利领域的志愿服务。”

而对北欧福利国家的未来，库勒恩持有较为乐观的观点。“我认为‘北欧模式’仍旧很有活力。从长远看，它已经挺过了几次短暂的危机，例如，最近几次的全球经济危机后，北欧福利国家的恢复比其他类型福利国家更好。不以静态的角度观察这种模式是很重要的：很长时间以来北欧福利国家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仍旧保持不变，但是，持续改革和政策调整是存在的。政治和国家治理的体系使得这种模式更加有活力。对于北欧模式最大的考验是它是否能够成功应对前所未有的老龄化社会、大范围的移民和与难民的融合。我认为福利国家在现有框架下或多或少都有可能持续下去。从长远角度看，欧洲福利国家一直持续并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虽然总是有问题、总是面临挑战并接受改革，也许在未来变得不那么慷慨，但欧洲福利国家仍被认为是可取的，并会一直持续下去。”

尊重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规律

金融的繁荣离不开经济高速的增长，过去几年，在政府经济稳增长的指引下，货币政策偏向宽松，金融市场经历了新一轮的快速扩张，公募基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回顾二十世纪，甚至更早期人类全球化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的全球化，在经济上始终充满了强势经济体产业链的自我野蛮扩张，而这种扩张虽然可能为全球后发经济体国家提供某种特定的发展机遇，但始终不能避免的是，在发展理论上，后发经济体国家被动接受所谓的“先进发展理论”，在发展周期上被动适应强势经济体的周期性循环，并始终处在产业链的下游端，只能享受微薄的资源红利和劳动力红利。西方是不断地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添加计划的成份，加强国家管理社会和调控经济的力度，而我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逐渐减小和削弱国家对于经济、社会管束的广度和强度的过程。

对于杨局长的几点建议他表示赞同，希望园区能积极的采纳，能抓住国家大力支持“双创”工作的机遇，大力发展，积极的去了解政策，从中央下发的政策到地方政策一个一个全面解读，灵活的利用这些政策。 ： e-ｍａｉｌ ｚｈｉａｎ ｎｕｉｓｔ.ｅｄｕ.ｃｎ ｊ ｇ＠黄海玲等： 模式对东亚 高度场主要模态时空结构模拟能力的评估 １１１ ＣmＩＰ５ ５００ ｈＰａ摘 要 利用第 次耦合模式比较计划（ ）提供的 个全球气候模式模拟的 — 年逐月 位势高度场 ５ ＣmＩＰ５ ３９ １９６１ ２００５ ５００ ｈＰａ资料，以及同期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再分析资料，通过经验正交函数分解提取主要模态，基于泰勒图方法、概率密度函数的bｒｉｅｒ评分和显著性评分指标，探讨 ＣmＩＰ５模式对东亚 ５００ ｈＰａ高度场主要模态时空结构的模拟能力，寻求具有较好东亚环流型态模拟能力的气候模式以及模拟较好的主模态。但上述有关 ＣmＩＰ５ 的 Ｈｏｒｉ ２００６ ９耦合模式对东亚冬季风的模拟能力，指出模式能成 模式评估一般都只考虑了部分 ＣmＩＰ５ 模式，且对功地模拟出东亚冬季风的特征，且多数模式都模拟 东亚环流主要模态时空变率的模拟评估不多。

最后，库勒恩探讨了中国向北欧的学习与借鉴。库勒恩说对挪威政治制度的评价，“我以为，中国是否应该学习、学什么，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体制的政治影响以及政治知识存储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如何认知‘一个良好的社会’的规范以及政治的价值问题。北欧福利国家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遵循一个宏大的计划，而是务实地一步一步地逐步发展起来的。在二战后初期的政治协商中，普遍主义的政策蓝图已经在一般意义上得以集中体现，这表明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这种平等政策的基础。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独特的，这些是不能够‘出口的’。但是，如果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认为减贫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认为社会和政治稳定是高度重要的，那么，我想从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的制度和政策中是可以有所借鉴的。北欧国家也在公民社会组织和参与上有良好的表现，同时在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有紧密的合作关系。政治进程和政策的结果两者均促进了政府问责制和政治的合法性。”

中国福利制度应体现社会主义特征

从其学术成果可以窥见库勒恩对福利国家的价值尺度、国家政府的积极作用、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的关系，以及福利制度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责任的反思。库勒恩也并非提倡简单地复制北欧模式，他强调在各个国家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现状。库勒恩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角度及方法对我国的社会政策研究及福利制度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关于福利国家历史经验、未来发展的讨论有助于深入思考我国福利制度建设的内涵、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福利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福利制度设置的相互作用。其次，北欧福利国家研究的意义包括福利制度的比较。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的福利制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我国的政治体制特性在最初和根本上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发展是为了人民。人民利益和国家政治制度的一致，以及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于改善人民福祉的关键作用，都和北欧国家有根本的不同。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分析中国的制度、文化、道路对福利制度建设的影响，以及探索和完善我们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深刻的意义。研究的意义还包括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现代国际社会，特别是北欧福利国家的发展经验，其社会政策制定的内涵、过程，以及投入方式与产出，其自身明确的特征、发展过程以及不断的改革创新，都值得我们研究分析学习借鉴。这些与我们的经济迅速发展之后的社会建设，以及对民生福祉的改善和实现小康社会直至中国梦的实现都息息相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赫尔辛基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