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重要思想述论(2)
2.调整权力结构,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权力过分集中、结构不合理,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是中国传统管理体制的“总病根”。所以,改革必须首先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邓小平认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展,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15]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既要“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16],实现纵向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同时又要理顺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实现横向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他还认为,以实现纵向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为目的的权力下放,不是不要集中,只有该集中的“认真集中”,才能“把效率提高一些”[17],如果把权力下放同中央拥有的必要权威对立起来,或者破坏了集中统一领导,社会就会导致“乱哄哄”,“各顾各,相互打架,互相拆台”。所以,“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央要有权威”。[18]邓小平有关权力下放的论述,不是简单地放权,而是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之间以及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实现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从而真正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3.精简机构,实现政府工作高效率
机构改革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早在1980年3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就提出精简机构问题。他指出,军队和国家主要问题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此,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办法就是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进一步论述了机构改革的问题。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系统全面阐述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规定了机构改革的范围、主要任务、基本原则和方针方法。1986年12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后的谈话中,突出地讲了政企分开和进一步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问题。从他的上述系列讲话中,可以明确机构改革在全面改革中的位置,这对于总结我国历次机构改革经验教训,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使机构改革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实现人事管理现代化
在1980年8月那篇著名讲话中,邓小平提出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19]要改变事实上存在过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清除“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20]。同时,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21],“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22],也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之关键所在。由此他不仅指出了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紧迫性,而且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具体内容,为我国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5.克服官僚主义,强化监督机制
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和强化监督机制,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和保障。邓小平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认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23]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他对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作了高度的概括,把官僚主义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24]。在1992年南方著名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如何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认为,首先要“注意工作方法”,深化改革,另外还要强化监督机制。强调党和政府要接受监督,是其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只有从制度上到作风上克服了官僚主义,我们的各项事业才可能取得更大成就。
6.加强法制建设,实行责任制
同时,制定工作流程清单和责任清单,将该区实施方案细化硬化,把每一步流程都详细列表,逐项推进,对关键环节和重点工作,坚决落实牵头部门、具体部门和责任领导,全力抓好落实,并将学习讨论开展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核、镇街联述联评联考、镇街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督促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核心意识,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切实负起管党治党责任,大力抓好党风廉政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扎实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出台落实“两个责任”的意见,健全检查考核办法,召开各设区市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述职评议会,督促责任落实。为深入贯彻党的精神,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加强对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的监督,促进廉洁从政,推动全局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开展,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国家公务员法》、《廉洁从政准则》、《行政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四、“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方略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领导和规划全面改革过程中,邓小平立足我国国情,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走出一条通过渐进改革的政治发展之路。
1.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
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特点。
当中国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的时候,苏联及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正涌动着改革的巨大浪潮,不可能不对中国有所影响和触动,然而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指出:“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26]1986年9月,他在会见波兰客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27]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 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28]
走“自己的路”,标志着邓小平在我国改革问题上是比较自觉和清醒的。他把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从而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开辟了唯一正确的方向。
2.以政治稳定为前提的渐进改革
针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等问题,邓小平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审慎从事,必须掌握火候,做到改革和稳定并重。改革过快,会引起社会动荡,导致翻船;改革太慢,其他改革搞不下去,也要翻船。为此,他一方面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保持稳定的重要性,“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29]另一方面,他又从政治与经济两大体制改革相适应的角度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1902年,俄国革命遇到了许多困难,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发出了"时刻准备着"的伟大号召.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终于举行了1917年的伟大的十月革命.1922年2月13日,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少先队组织,在前苏联莫斯科诞生,并确定“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前苏联列宁少先队的呼号.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我国第一个革命儿童组织——“劳动童子团”时,便把"时刻准备着"作为自己的呼号.解放后,党又把“时刻准备着”写进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章里,明确规定为我队的呼号.。但是几名女孩为了民族,所以就孤军奋战,几个人开始跟鬼子汉奸进行了一系列的斗智斗勇,在很多次行动当中,都获得了中共地下党员的保护还有帮助,并且在于敌人的斗争当中被共产 党优秀出色的地下工作者所感染,她们逐渐的了解到了革命信仰还有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于是几个人人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拯救中国,于是五个女孩就参加了共产党的新四军队伍,并且成为了我党在与敌人斗 争中,谍报战线上的一支出色队伍。然而几乎所有的反毛英雄“公知”们在这点上却惊人地一致:一定要“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砸着共产党的锅还要继续吃共产党的饭”,死乞百赖一定要留在自己切齿痛骂的“邪恶体制”之中(仔细数数,有几个反毛反共的“公知”是“体制外”的。
正因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一条渐进稳定的改革发展之路,既避免了因体制改革而引起的大规模动荡,又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说,以政治稳定为前提的渐进改革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和基本原则。
3.双管齐下的改革方略
这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大特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而且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在改革起步阶段,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思路,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的改革方略,用他后来的概括就是“政治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民主政治与经济改革如双轮互动、双足前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他深刻地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32]“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33]由此看出,邓小平主张的改革是双轮一体的改革思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两个主动轮,是中国改革出手不凡的两大动力源,也是邓小平总体改革论中的两个主要环节。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这些思想,是在总结党长期领导人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提供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是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适应扩大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坚持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3][4][9][13][15][16][17][19][20][22][23][24][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333、146、341-342、321、339、282、326、331、321、150、327-328、359页。
[5]《中国改革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6][8][10][11][18][21][26][27][28][29][30][31][32][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180、178、178、179-180、277-288、380、229、178、256、284、242、380、176、164页。
[7]《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88-496页。
[12][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2-1153、1026页。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北京 1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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