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十八大以来中国内政外交的五大变化

但是，为什么中国金融体系复杂化的显著上升却偏偏发生在2010年以来经济进入新常态和不时面对下行压力的阶段呢。纵观近代以来，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现代政治发展的历程似乎在不断昭示，行政体系在施政层面的形式主义，似乎是一种不可克服的天性缺陷。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无论是经济、基础建设发展还是民生问题的解决都在飞速提升，但是，更喜人的，从前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在短短的十到二十年内快速地发展了起来，大大缩短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甚至，一些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今天，大家一起来看看中国的又一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科技成果。

概括地说，西方的误读主要表现在五个大方面：

第一，十八大以来政治的集权趋向。十八大之后，集权的趋向很是明显，例如成立了包括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在内的领导小组，迅速改变了十八大之前顶层权力比较分散的局面。近来高层又进一步回归中共十六大之前的“政治核心”概念。这些变化迅速影响了西方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人们担忧中国政治是否因为集权而再次走向个人专制，政治体制是否会回到从前的高度神秘状态，决策不透明，难以预测。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中国高层新的集权方式本身，而是人们对集权的判断。在观察中国政治过程中，人们往往对分权赋予积极的意义，把分权和民主化联系起来，而把集权赋予负面的意义，把集权和专制联系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时代个人集权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集权谈虎色变。这种心态不仅流行于西方，也流行于很多中国人中间。不过，实际上，从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来看，集权并不包含这样的道德判断涵义，集权需要做更多的理性分析。

十八大之后，集权为什么变得需要？简单地说，从前的顶层权力分散的运作方式难以为继，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损害到执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这种情况。十八大之前，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并且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党内寡头政治。党内“团团伙伙”的形成使得顶层权力不再正常运作，而是过度的制衡。这正是胡锦涛那一届领导层所发生的情况，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但最终因为无穷的阻力而没能成功实施。更严重的是，党内“团团伙伙”的形成直接威胁到了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威胁远远超出了今天的经济腐败行径所能带来的威胁。此外，改革的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推行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等等，都要求有权力的集中。没有有效的权力集中，所有这些方面的情况都会恶化，直到最后危机的爆发。

各级党委要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作为最大的政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党员干部把维护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要求变为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行动，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一要把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践行“两个绝对”作为根本政治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好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切实以理论上的清醒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着力增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把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的领袖和核心地位作为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政治纪律，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增强忠诚核心、拥戴核心、跟随核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跟着党中央令旗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第二，权力的集中化并没有增加西方一些人所认为的中国政治的“神秘性”。公开透明度是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尽管这方面仍然有巨大的空间，但总体趋势呈现出更多的公开和透明。十八大之后成立的这些领导小组和以往的领导小组不同，以往的都是非正式的、不公开和透明的，人们不知道小组是否存在、成员是谁，如何运作的。但十八大之后设立的小组都是正式、公开、透明的，小组的活动都公诸于众。

记得以前看到某个西方政治著作家的话，说集权和极权的区别在于，集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专制，而极权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专制，因为它深入人心，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从心里认同这种专制独裁。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症结在于中国的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体制，在此基础上推行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在教育治理过程中致乡村学校长期积弱。

”李侃如说，邓小平在改变中国政治体系的同时，并未中断现有政治体系的运作，“所以非常崇拜他的智慧，他确实导引中国进入了新阶段。就不好办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制度成因中国农村污染状况调查与分析我国流域环境政策与管理体制变革我国跨行政区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一百年后将无地可耕保障我国土地资源安全的若干战略思考我国土地退化的成因与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变化及其影响能源战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紧紧抓在手上，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紧密结合，提出了不断提高党内民主质量、不断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要求，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采取一系列新的举措加大管党治党力度，坚持正风肃纪、标本兼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层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内民主和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全党全社会高度认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治党”，大力加强包括党章党纪、法律法规等在内的制度建设，增强制度执行力，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阅读全文第三章企业西方观点： 第一节 西方观点：什么是企业 东方观点： 第二节 东方观点：什么是企业第一节 西方观点：什么是企业 西方观点：一、新古典企业理论 二、现代企业理论一、新古典企业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行为分析的假设前提： 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行为分析的假设前提： ★厂商被认为具有经济理性，它们具备有用的信息、精 厂商被认为具有经济理性，它们具备有用的信息、 于计算、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深圳如今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发展腹地太小、营商成本高企、深港不能一体等等，但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扔掉了中央赋予自己的制度建设利器，在制度创新方面裹足不前，将自己等同于内地一般城市了。

由于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又为儒家所推崇,建筑等级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建筑形式的发展进步.一方面严厉的规定限制了建筑形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人们出于对自身目的的满足和显示,在认同它的基础上又不断突破限制,其中的某些改变被新的等级制度的规定所承认,使建筑等级制度本身也发生变化.这样,统治阶级为了保存建筑系统内的差别,不得不不断改变自己的建筑样式来达到独尊的目的,从而使建筑变得更复杂、更华丽、更细致,特别是与人的感知密切相关的部分,如斗拱、藻井等.这些变化促使人们对建筑的认识逐步加深.综观古代建筑史,建筑总体形象和结构方式的变化幅度有限,但阙、斗拱、藻井等具有等级意义的部分的变化则相对明显,甚至过量.这些特殊部分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古典建筑的鲜明特色,反过来成为建筑形象乃至结构演变的主导因素之一.从建筑等级制度的具体规定来看,它对各种人等占有的建筑体量作了规定,而其中大部分人无力或不能改变建筑体量（人们一般是在特殊构件或装饰手法上表现自我,而较难在规模上变化）,因此不受等级限制的帝王宫室不必在体量上做出突破来显示自身的独特性,从而减弱了对扩大单体体量的追求.这也是这方面技术革新少的原因之一.而且自唐以后,帝王宫殿的单体建筑规模越来越小,而局部的雕镂刻划日益繁密、华美,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唐代舒展明朗的建筑风格向清代繁复华丽的建筑风格的转变.。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张维为亲身观察过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图片：中国火药武器的技术发展在明朝已经显著落后于西方，在明朝灭亡后更是大踏步的倒退，直到清末被列强打进国门以后，才在引进西方技术的基础上重新发展。

第五，国际上的扩张政策。一些西方人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完全放弃了邓小平时代所秉持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走上了一条国际扩张路线。他们所引用的证据包括东海、南中国海问题，和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外交政策。不过，西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显然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立场问题。说其是意识形态问题是因为美国和西方往往从自身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总以为中国崛起之后会像西方早期那样，走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路线。西方一方面一直在抱怨中国“搭西方的便车”，没有能够承担足够的国际责任，但当中国创始“一带一路”等议程来承担区域和国际责任的时候，他们又担心中国会走他们的老路。至于东海、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并没有主动挑起事端，而直到其它国家挑起事端，中国才做出了反应。中国如果没有有效的反应，政权的合法性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但中国的反应被西方认为是具有挑衅性甚至侵略性。这主要是美国的“盟友”政策所致，即美国选择了站在“盟友”这一边。同时，中国本身缺少国际话语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这样说并不表明中国的内部体制建设和外部外交政策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了。相反，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存在着很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需要中国做持续的努力。西方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反应表明，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内部建设和外部崛起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