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国正在经历宪制变革(2)

”社区矫正制度写入刑诉法,监禁刑罚与非监禁刑罚权实现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形成新型刑罚执行体系,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标志着我国刑罚执行体制和制度进入了新的阶段。儒家的体制就是个宗法家族体制，只会造成裙带政治，没有制衡体系，结果就是专制。以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无私奉献，走好新长征路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级警长谭纪雄说，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作出了更加系统、更加具体的规定，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决心，释放出进一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明确信号。”（《权力美学的视觉秩序》）没有呼天抢地的悲愤，更没有引经据典的痛斥，其婉而多讽，对权力（包括对权力意志而不是民意负责的法律）傲慢恣肆的讥刺，不是入木三分吗。

正是这样的宪制结构，导致胡温时代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本来，这是中国的黄金十年，经过九十年代的痛苦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得以优化，民营企业快速成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尽享全球化的好处。胡鞍钢集体总统制因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整个社会也不乏积极向上的精神。但显而易见，中国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个时代，如果领导人有方向感，并有政治行动力，那就完全可以在经济社会的向上周期中，主动寻求变革。

但是，高度碎片化的宪制结构让政治权力中枢基本瘫痪。胡锦涛在其任期最初一年曾希望有所作为，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宪制结构是一个铁笼，他不可能推动任何重大决策，现状是不可改变的。很自然地，后来七八年的政治纲领就是“维稳”。在高层，维稳的政治含义就是维持政治权力分配的现状。

对中国这样一个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而言，维持现状等于慢性自杀。九十年代有限度的制度变革释放出来的社会活动空间逐渐耗尽，更深层次的制度天花板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官员们触目惊心的腐败，这是维稳时代迅速蔓延的政治癌症。

习李接手的就是这个摊子。九十年代有限变革带来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习李必须解决问题，必须对深层次的制度变革进行全面改革。从改革六十条中可以看出，习李有这样的决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史无前例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单列一章，习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精心谋划改革方略，部署推动各项改革进程。平潭推进“放管服”改革，实施行政服务中心标准化提升工程，持续深化商事登记、行政审批、项目投资“三项体制”改革等，打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全力推进对外开放。

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总理李克强、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和张高丽担任副组长。这个小组实际上是一个超级内阁。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为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任副主席。这个委员会掌管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一切事务，其权力覆盖全部强力部门。

最新成立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任副组长。网络和信息化渗透在所有领域，这个小组的权威无所不在，尤其是覆盖全部媒体和新兴产业。

人们都承认，这些小组，现在是中国实际政治运作中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即政治决策机构。习近平担任其组长或主席，而其他人担任其副手，这就从结构上确认了习近平的最高政治权威。在政治局常委结构中，习近平只是常委。在过去十年的政治习惯中，对于具体事务，他未必拥有多大权力。通过这三个小组，习近平对国家几乎所有领域的重大事务，都拥有了毋庸置疑的最高决策权。

换言之，这些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实际宪制发生了重大而影响极为深远的变化：习近平的权威大幅度提升，他的权力接近于美国、至少是法国的总统。荒唐的九总统制不复存在了，现在，中国只有一位总统，对国家所有重大事务最高决策权，其他人都只是习进行政治决策的助手，党、政各个常设部门则是这些决策的执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