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将领 谁这么牛？他曾要“开除”中共四大领袖(4)

张国焘为什么要背叛中共呢？时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的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有所涉及：“由于统战工作开展，林（伯渠）同志受中央委托去西安代表我党中央进行统战工作，边区政府主席职务就由张国焘代理。

我被任命为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意，看张国焘是否搞鬼”，“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相戒备，心照不宣。张国焘对工作很不起劲，不大管事儿。”（《中共党史资料》第2辑第192页）

而张国焘则说：“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党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们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

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考虑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这一次的祭礼是由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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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张国焘投向国民党的方式和时间，蒋鼎文的回忆也有所提到：

张国焘的出奔脱离共产党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间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进来一个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我身当方面之任，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一面予以抚慰，一面打电报给戴雨农，由戴雨农把他接了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9期第59页）

5月2日，张国焘发表的《告国人书》称：“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

张国焘认为共产党仅是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实际上“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图发展……抗日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这些话由他说出来，起到了对立彼方无法起到的作用。

张国焘初到西安之日，与蒋鼎文作了一番深入长谈，提供了现时中共对付国民党的相关政策和手法。

为消除张国焘出走的负面影响，中共果断采取相应措施，毛泽东特别重申组织纪律：

（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要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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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晚年为何高度评价毛泽东？

抖落岁月的风尘，历史将变得从容。1968年10月21日，几名美国官员走进一座普通的香港民宅，拜访一位“重要人物”，以获得主人对大陆时局的高见，供美国政府参考。

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移居香港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国焘。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关信息。而在张国焘的这些访谈的资料中，对毛泽东的评价甚高。

张国焘曾有过叱咤风云的革命经历，后来却沦为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一直到长征之前，张国焘为革命还是做出了不少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