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同学 转载: 睡在杨振宁上铺的兄弟(3)

两年后，巫同学又被派到美国，给中国在美受训的飞行员当翻译。抗战胜利后，他留下来，于1948年考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

在芝大，他还碰到了一位西南联大毕业的校友，两人随即成为好朋友。这位校友就是李政道。

1949年，这个国成立后，急缺人才，向留学生发出回国的号召。燕京大学向巫同学发出了邀请。祖国的召唤让他动了心，他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去报效祖国。

李政道听说他要回国，特地前来帮他收拾行李，在他的箱子上写了几个白色的粗体大字：「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1951年8月份，巫同学到达北京，很快被安排到燕京大学上课，成了巫老师。五个星期后，他和京津地区三千多名高校老师，一起听人民的好总理做了七个小时以「思想改造」为主题的报告。

巫老师还没站稳讲台，11月，「三反运动」开始，燕京大学解散了，被合并到其他院校。他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从此就被卷入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属于被运动的对象。

首先是1953年斯大林同志逝世，很多师生怀着悲痛的心情去苏联总领事馆哀悼，只有他被指责为「一个人非常勉强地参加了队伍，并且毫无悲痛的表现」。

在另外一场运动中，巫老师的待遇升级了，被认为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批斗他的大会上，一个曾给溥仪当过翻译官的俄语老师吓得当场昏倒。

还有人翻出了他1938年夏天在武汉参加国民党干训团的历史。干训团的团长是蒋介石。这下他跳进海河也洗不清了。虽然那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干训团的副团长有陈诚，也有周恩来。批斗者认为：他不该说周恩来当过对岸人家的官。

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

1957年反右运动中，巫老师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且是「极右分子」，名列全校榜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也就是同一年，他的同学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时的巫右派，先是和其他「同类」一起被关在北京的半步桥监狱，吃着发霉的窝窝头和咸得发苦的腌萝卜，后被派到北大荒劳改。1960年，又被转移到位于天津和唐山之间的清河农场劳动。

当时正值历史书上宣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了。巫右派的大舅子想办法给他送了一包烙饼，同牢房的一位刘右派问他借了一张吃，还写了个欠条。他见对方的字很漂亮，相约以后给自己写个条幅。

几个月后，巫右派接到命令，去农场的角落挖坑。坑挖好后，一匹瘦马拉着一辆平板车走来，车上是一具盖着的尸体。他打开草垫子一看，就是那个借他烙饼的刘右派。

直到「文革」结束后，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改正，他才得以回到北京。来来回回，他一直用着当初离开美国时带的那个行李箱。箱盖上，李政道写的几个字「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虽然褪色了，依然可辨。

只是，当他再打开箱子时，可能会回想起揭开草垫子的场景。人生的西东，只有真相被揭开时，才能看得清。

1979年10月，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李政道回国讲学的消息。与赖钟声的反应不同，巫宁坤的心里没有多少想法，他立即前往北京饭店看望老同学。

因为李政道忙着备课，两人匆匆聊了一会儿。临别的时候，巫宁坤想：假如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那么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呢？还会不会被中国政府奉为国宾呢？

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想，那201位西南联大毕业的院士也会同意的。

05

巫老师的人生巅峰，是在晚年。

1990年退休后，巫宁坤用英文写了一本传记ASingleTear（《一滴泪》），回顾了自己回国后的经历。这本书在英文世界引起轰动，是《纽约时报》当年评选的7本NotableBooks（值得关注的书）之一。

而这本书的代价，是他的一生。

在书的结尾，他用9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归来」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真心，但此后的「受难」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幸运的是他「幸存」下来了。

晚年，他对来访的一个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对，就是那个何伟）说：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或反右运动，我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於这一方面的专书早已汗牛充栋了。《一滴泪》也许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

选择不问西东，但不同的选择会造就不同的道路，塑造不同的人生。

我常常回想起《一滴泪》中的那个场景：1951年7月18日的早晨，巫老师——当时还是巫同学从旧金山的邮轮码头出发回国，李政道博士前来送他。

临别时，他问了李博士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回去工作呢？

李博士笑着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巫同学还没明白「脑子」是个怎么洗法，邮轮已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