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转载]（续）温铁军：中国为何每次逢大危机(7)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已经进入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时代，政府的债务发达国家占70%以上。其中被认为最具有民主政治和人权道德高度的美国政府，其债务占全球政府债务的一半。为了能使借债可以不还，美国的军事开支也占全球的一半，且不说全球虚拟资本交易总量也是美国占一半。

发达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其构建的民主法治的上层建筑，原来是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来支撑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渐次向外移出产业，到9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产业转移，意味着原来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产业基础大多转移出去了，这时候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愈发依赖政府增加债务来维持，因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就越来越大。90年代以前，世界政府债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因为发展中国家要搞工业化，要接受发达国家的投资，投资需由政府偿还，遂成为国家债务。这类债务是生产性负债。90年代以后，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因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开支占比过高而增加负债。这类债务则主要是福利性负债。

发达国家借债干什么？50%以上用于投入本国国民的社会福利需求，以满足人们可以少干活、多休假、多拿工资等方面的需求。但这时却已经没有产业支撑了，而全球衍生品交易的一半在美国。因此资本流向美国。我们消耗自己的资源环境，制造出货物送到美国去，然后只能获得在美国的电脑里计算出来的所谓“贸易盈余”，但这些贸易盈余我们不能使用，还得资本回流，进入美国的国债市场，最终提高美国的虚拟资本交易规模。于是乎现在变成中美双方的一种双输博弈，即中国是生态环境被破坏，劳工问题严重，而美国是金融资本泡沫化。由此，这个世界的经济秩序被叫作“Chimerica”，中美国，又称G2。

中国人想改变这种双输博弈，开始把贸易盈余投向非洲去搞基本建设，去买矿买地。中国刚刚开始把外汇储备转向投资的时候，刚刚建立的“Chimerica”关系立刻变紧张了，而几乎同时，中国的黄海、南海、西藏，还有台湾等关系，也开始紧张了。美国公开表示不允许改变既定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说，当我们刚开始想接受这个很美好的普世价值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高成本导致高负债的上层建筑。即使我们希望建立，也恐怕需要慢慢积累才能达到那个理想水平。何况那些已经建立的国家都已经维持不住了。之所以社会成本太高，是因为西方政治家在竞选的时候不得不承诺更高的福利，而要兑现就要增加政府债务。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发展方式不但我们搞不起，欧洲也搞不起。我2010年7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的中欧论坛上跟欧洲人讲这个道理，他们非常惊愕，说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我说：政府就是每年每月通过增发货币来制造通货膨胀基础，只要国家不出现消费过热拉动的恶性膨胀，政府就能够通过不断增大货币分母来缩小债务分子。虽然世界上任何政府领导人都会选择这么做，但是加入欧元区的欧洲国家政府却无法如此，因为货币主权转交给欧洲中央银行，政府就不能再增发货币了。亦即：加入欧元区的政府就没有货币发行权了，也就不能制造通货膨胀基础来缩小债务分子，于是政府债务就不断累积。

越是没有产业的国家，比如像希腊，原来有世界级的造船业，后来都转移给韩国和中国了，原来还有船运业，现在船运业也搬走了，因为税收太高，希腊从之前世界第一大造船工业国家调整到现在只剩下旅游业了。那希腊的债务以后怎么办？

美国人可以不还债务，其军费开支占全球一半，而且又是美国把希腊的政府债务评级为垃圾级。于是乎，希腊的债务危机就爆发了，既然国家不能再有汇率政策、储备政策，也不能再有利率政策，那只能请求欧洲中央银行救市了。这时希腊仍然作为政治国家，但其基本经济主权却都丧失了。

同理，所有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只要经济基础随产业移出日渐薄弱，没有货币主权，政府债务就会不断增加，直到压垮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希腊和爱尔兰如此，西班牙也如此。我认为，只要产业和金融作为国家经济两条腿的支撑能力不足，都避免不了产生像这些国家一样多米诺骨牌的命运。只有仍然保留了设备制造业的欧洲中心国家——德国、法国能支撑得住。产业竞争力有限的意大利也不确定。于是乎，最近欧洲中央银行也开始采取美国的方式，大规模增发欧元货币，美国人发6000亿美元，欧洲人则发7000亿欧元，最后是搬起泡沫淹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