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转载]（续）温铁军：中国为何每次逢大危机(6)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上山下乡是1958年经济危机的结果，1968年上山下乡则是1966年经济危机的结果，那么1974—1976年的上山下乡，是70年代引进外资变成外债带来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每一次经济危机都靠上山下乡向农村转嫁了城市劳动力过剩的代价，因此城市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发生的内生性危机，都安全地软着陆了。

能软着陆，根本上就是因为农民支持毛泽东，因为他使耕者有其田。

3乡土中国与危机软着陆

纵观中国60年，4次引进外资，带来了8次危机，其中能向“三农”转嫁的就能实现软着陆，不能向“三农”转嫁的则砸在城里引发改革。

这就是真实的经验，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应该怎么总结经验，怎么归纳为理论，谁利用它，这是政治家的事。作为学者，我只是客观地告诉人们真实的经验过程是什么。如果先验地进入某个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话语，那就跳不出来了，因为已经被意识形态内在的派性俘虏了。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学者批评我，我没法回答，因为我没派性，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也不想进入派性，因为那就得把我现在达到的思想高度硬要拉回到一个派性的泥沼之中去，这有点难为我了。

现在，不骂毛泽东仿佛就不高明，确实你是受了些委屈，我们这一代也是过来人，都还可以理解他们。但作为当代的人，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孩子们，应适当地自我调整，要从之前不可能自知的老一辈留下的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中多少解脱一些。现在很多称自己是“自由派”的朋友们，其实连自主地形成自由话语的表达能力都没有，已经很难从言必称西方的“被自由”中解脱了，这就很遗憾。

以上“中国经验”大致是一个发展主义导向的一般的发展过程，只不过在特殊的时段有特殊的做法。比如，当外资突然停止时，只能用劳动力集中投入来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当发生经济危机时，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还因为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得以让农村作为载体来承接代价，否则，积聚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难以度过危机。

例如，当代学者分析农村集体经济，一般是从西方农业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来看农业集体化负面的影响。但请注意，1960年发生城市危机时向农村输送了1200万名知青，1968年再发生城市危机时再往农村输送了1700万名知青，1974年以后又输送了1000多万名知青，合计大约4000万名知青。如果农民是单家独户小生产，怎么接收由于城市危机而不能就业的4000万名知青？只有以集体化为载体，资本内化的政府才有向农村输送知青的可能。我是1968年插队的，插进村去先是集体户，生产队立刻就安排房子集中住宿，拨出粮食、油和菜来开一个灶，学生就开始做饭，一开始做得乱七八糟，大家吃不熟的饭就拉肚子。那段时间的情况清晰显示，我们所插的那个村是大队，而不是社员户。

总之，如果没有当年的农村集体化，就不可能有向农村转嫁危机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中国就难以度过这几次经济危机。国家在没有形成产业资本的工业化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弱的，在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化大生产，在没有产业资本门类齐全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就像刚生下的娃娃，哪怕是发烧感冒都能要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的新中国，也是从娃娃长大的。

4西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危机

苏联的道路走不通，西方的道路同样不行。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1961年到2003年的40多年里，每当人口增长到一个台阶的时候，世界人均GDP就下降一个台阶，差不多每十年下降一个层次。客观地看，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应该叫作产业空间平移，真实GDP的增长尚需讨论。

在国内有些人开始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时候，我要提醒的是：关键要看是否能够负担西方的政治体制所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任何政府的上层建筑，任何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都是要花钱的，能否有效运作的关键还是看成本高还是低，到底谁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