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剩余价值的获得是_相对剩余价值率_相对剩余价值(4)

假定东亚的这样的面包采伐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劳动12小时。良好的自然条件直接给予他的，是许多闲暇时间。要他把这些闲暇时间用于为自己生产，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要他把这些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如果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这个诚实的人为了占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也许每周就得劳动6天。良好的自然条件并不说明，为什么他现在每周要劳动6天，或者为什么他要提供5天的剩余劳动。它只是说明，为什么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限于每周一天。但是，他的剩余产品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人类劳动的某种天生的神秘性质。

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现代庸俗经济学关于劳动与资本的边际替代的鬼话，关于种种数学上的处理，也是只考察量而不考察质。但在质没有考察到位的情况下，量是不可能被正确考察的。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应读作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今天的一些中国学生也懂得看《资本论》是非常危险的，至少会打破他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对现代庸俗经济学的信心，从而很难再吃现代庸俗经济学这碗饭。可是在李嘉图以后半个世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还在拙劣地重复那些最先把李嘉图学说庸俗化的人的陈腐遁辞，郑重其事地宣称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对此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这里，穆勒把劳动时间的持续与劳动产品的持续混为一谈了。按照这种看法，面包业主永远不可能从他的雇佣工人那里取得同机器制造业主相同的利润，因为面包业主的产品只能持续一天，而机器制造业主的产品却能持续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如果鸟巢存在的时间不比造巢所需的时间长，鸟只好不要巢了。

“因此，我们看到，利润不是来自交换这种偶然的事情，而是来自劳动生产力；不管交换是否发生，一个国家的总利润总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如果没有职业的区分，那就既没有买，也没有卖，但是利润依然存在”。

从一方面看，这是绝妙的同义反复，因为既然工人为自己的资本家生产了20％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工人工资总额之比自然是20:100。但另一方面，说利润“总是20％”却是完全错误的。它必然总是小于20％，因为利润要按预付资本的总额来计算。例如，假设资本家预付了500镑，其中400镑预付在生产资料上，100镑预付在工资上。假定剩余价值率照上面所说是20％，那末利润率则是20:500，即4％，而不是20％。

“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到处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

把地球上迄今只是作为例外而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状态看作到处存在的状态，这真是奇怪的错觉！我们再往下看。穆勒很乐于承认，“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事情正好相反。

“如果工人在他完成全部工作以前已有维持这段时间生活所必需的资料，他就可以在完工后再去领他的工资，甚至他的全部工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资本家了，因为他把资本投入企业，提供了经营企业所需的一部分基金。”

穆勒同样可以说，一个不仅为自己预付生活资料，而且为自己预付劳动资料的工人实际上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或者说，只为自己服劳役而不为主人服劳役的美国农民是他自己的奴隶。现代庸俗经济学则将这个美国农民的产品(实际上是新增产值)分为三个部分：他自己预付劳动资料的利息，他自己做奴隶的报酬和他自己做奴隶主的经营所得。

实际上工人是在一周或其他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无偿地预付给资本家，然后在一周之末或其他一段时间结束时才取得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在穆勒看来，这就使工人成了资本家！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象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现代资产阶级未必平庸，但它的“大思想家”或现代庸俗经济学家的水平却必须是平庸的。